一位署名“余未足”的读者来信，他说他很喜欢读于右任的诗词，对于先生的为人也很佩服，因而对他身后的荣哀亦表关注。他问我：“以于右任在国民党的地位，他在台湾逝世，各方名人所送的挽联想必不少，但先生除了录于老墓园的牌坊联两副之外，挽联就只有他的文友杜召棠送的一副。是否可以多谈一两副？”我想解释一点，我在这里谈联，主要是看联语的本身是否精彩；若是挽联，则还要看是否切合死者的身份，至于致挽者的“官职”和“名气”的大小，我是不计较的。不过余君既然有此要求，我就多谈一副我认为只有“一半”是切合于右任身份的对联吧，致挽者是台湾一位名人，姓名就不必提了。

　　党国元勋，诸葛大名垂宇宙；
　　骚坛祭酒，兰成词赋动江关。

　　我觉得上联把于右任比作诸葛亮不大恰当，这并非说于右任不能似“诸葛”的“名垂宇宙”，而是说他们的事功不相类，得享“大名”的原因也不相同。于右任是“诗雄草圣足千秋”，诸葛亮则是“功盖三分国”（杜甫诗句）而得以名垂不朽。

　　除了事功不类，他们的地位也不同。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丞相，刘备三顾茅庐，请得他出山，说是“如鱼之得水”；临终时又托孤与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对他是既“亲”且“尊”的，但于右任在国民党的地位就不同了，他虽然是“党国元勋”，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却是对他“尊”而不“亲”，甚至有时连“尊”也忽略的。

　　余君既然喜读于右任诗词，想必知道于右任曾因某次“受辱”事件而写的一首词。事情发生在抗战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四月，当时于右任住在重庆西郊的歌乐山老鹰岩，出入要经过一个检查站，检查站人员都认得他的。不想有一次据说是因他的司机与检查站人员结怨，不但他的汽车被检，司机被扣，他亦受特务训斥：“中央大员应以身作则，即院长亦应守法。”于愤极，事过后即捆载书籍，移居成都。并发表一首《浣溪沙》词：“歌乐山头云半遮，老鹰岩畔日西斜，清琴远韵出谁家？依旧小园迷燕子，剧怜苦雨冻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

　　不过上述一联的下比──“骚坛祭酒，兰成词赋动江关”，把于右任比作庾信（庾字兰成，杜甫诗有“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句）则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