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于一九三一年出版，下册于一九三四年出版。上册出版时，清华大学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先请专家审查，主要的审查人就是陈寅恪和金岳霖。冯友兰在引录了陈、金两人的审查报告后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陈寅恪的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一人能解，其意恐怕不仅是因为冯著的“后来居上”，而是因为冯友兰对胡适有较为全面的评价。我觉得对胡适之的提倡白话文，亦当作如是观。尽管胡适之的那些“白话诗”，在今人看来，是很幼稚的。

　　不知不觉，对有关“胡”“孙”一联的文字，已写了十多篇了。只怕读者也生厌了。不过，我之所以作此“吃力不讨好”的事，乃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对联字数虽少（此联只有六字），但若认真研究与其有关的内学与外学，则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我尝说对联文学大部分是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这个例子也可作说明。最后引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一首，虽是论诗，亦可移作我论此联的感想或自嘲也：“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