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就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