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访问王力先生回来，王力的门生M君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广州某专上学校的笑话，甚为有趣。

　　“文革”有段期间，所有专上学校均须接受“工宣队”进驻并“领导”，当时该校正在奉命学习《反杜林论》，笑话就是由此而起的。杜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学说是和马克思唱对台戏的，因此马克思的老朋友恩格斯写了一部《反杜林论》（原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的。一八七八年八月印成单行本）批驳他。领导该校学习的是“工宣队”的一位老大姐，她老是听得人家说：“杜林胡说什么什么”，于是也大发议论道：“杜林胡这小子说的都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应该拉出去枪毙！”又，她曾把清代李汝珍作的《镜花缘》读成《镜花录》，于是有人为她作一联道：

　　一代奇书镜花录
　　千秋名士杜林胡

　　传为笑话。但这位老大姐本来就是个文盲，她闹笑话，不足为怪，还有更妙的是，“文革”期间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所闹笑话之多以及它的荒唐程度，更在那位老大姐之上。除了人所熟知的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外，还有把鲁迅的《准风月谈》读成《淮新月谈》，把“西巴基斯坦”说成“巴西”等等，于是有人赠以打油诗：“墨西哥与黑西哥，哥儿两个差不多。顶多少了一块土，大惊小怪干什么？”“淮风月谈新出版，鲁迅地下心不安。此书我可没写过，要想改正难上难。”“风云变幻起干戈，消息传来感慨多。印度巴西开大战，头上飞机如穿梭。”这些打油诗一出，“草包总编辑”之名不胫而走。

　　所谓文化大革命，偏偏在“文化”上所闹笑话特别多，无怪有人要把它正名为“革文化之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