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那首《元日》诗是他当宰相后写的。他当宰相，主张变法图强，但他的“变法”却因被士大夫反对而没有成功。

　　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一个出名的故事，故事主角是两任宰相的元老重臣文彦博。他在殿上和皇帝（宋神宗）辩论，他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皇帝反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老百姓何所不便？”文听了马上说：“为与士大夫冶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针见血的说话，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非失败不可的原因了。

　　王安石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拗相公”，他有“三不足”名言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可见他的“执拗”性格。他在旧文人笔下是被形容成“不近人情”的怪物的。苏洵《辨奸论》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即是一例。“囚首丧面”和“囚首垢面”同义。形容他不注意修饰，头发蓬乱，脸上肮脏，如同囚犯一般。身为宰相而“形同囚犯”，历史上恐怕也只他一人了。他的变法，功过如何，史家评论不一。我则是很欣赏他的“拗”的。他当宰相后，写下那首《元日》诗，恐怕多少也有点寓“除旧布新”之意于变法的吧？

　　张春桥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时，曾写文章赞成“中日提携”、“共存共荣”。随即到上海投靠周扬，在“左联”做外围工作，俨然“左派文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却又化名狄克，在《大晚报》攻击鲁迅。同年十月，鲁迅去世，他去吊丧，哭得比谁都伤心。真是标准的两面派！王安石是宰相，他也是想当“宰相”的。王安石行“新法”，他也想推行他那一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路线”，他是自比王安石的。但两面派却怎能比“拗相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