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学人中，我和简又文、饶宗颐两位相识最早。抗战后期，我们同在桂东一个山城避难，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情，一弹指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卅年事屈指堪惊！撇开整个国家的大变动不谈，人世间的变化也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简先生在完成他的两部大部头的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之后，去年已归道山。饶先生则已成为誉满国际的学者。他们是我的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评。只我这个不成材的弟子还是碌碌无成，在文化圈中只能算是“散人”一个。

　　抗战胜利，我和简先生回广州，饶先生则迟了半年方始南下。我寄了一首词给他，调寄《一萼红》，词的后半阕是：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
　　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
　　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
　　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少年时代的不成熟作品，本来不值一谈，只因此词说的与眼前颇有相似处，引起我的感慨而已。假如我现在广州，写一首词给他，我想表达的意思和这首词恐怕也差不多。

　　饶先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来香港，去国卅年，方始回去。据我所知，他很想到敦煌看看（他在“敦煌学”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大陆出土的一些文物，他也甚有研究兴趣。但在过去，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那种令海外学人摇首叹息的年代，他怎敢回去。回去又能干什么？在大陆已经开始有了学术自由的空气，他从巴黎赶回广州，这才是适当的时机。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过十年的文化浩劫，我们现在总算是有了觉醒了。学术自由的风气是必须培养的，但愿今后的文化政策，开放些，更开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