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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九连霸·天才·土壤

 

 

 

  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并世英雄谁抗手,粤东老将杨家帜。

  在象棋史上,像胡荣华这样早熟而又成就辉煌的棋手是极之少见的。

  少年十五二十时,干云豪气捋龙须。
  一战群雄俱俯伏,顿教棋国换旌旗。

  一九六〇年,他第一次从杨官磷手中夺得了全国象棋冠军的宝座,那一年不过十五岁。杨官磷则是三十五岁,年纪比他大了一倍有多。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至一九八〇年,他坐了二十年的冠军宝座。年纪之轻(十五岁即成为国手),与获得冠军次数之多(连续九届),在中国象棋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七年,他在中澳象棋友谊赛的最后一晚,作了个别开生面的个人表演赛,闭目同时下四盘棋,对方都是澳门棋坛高手。结果两胜两和,令人叹为观止。但据笔者所知,他曾经在公开的表演赛中有同时下十二盘闭目棋的纪录。

  据说他最多可以同时下十五盘闭目棋,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

  “有没有天才?”曾经是引起许多人争论的题目。但如果把“天才”解释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那么似乎是应该承认有的。

  在象棋史上,象胡荣华这样的天才固然是罕见,但足以称为天才的棋手还是可以数出好些来的。如清代著《梅花谱》的王再越,著《反梅花谱》的巴吉人,及以《石杨遗局》传之后世的杨健庭与名字已失传的石某等等都是。近代有华南“棋仙”之称的钟珍也可以算得是个象棋天才。不过成就大小不同,未必比得上胡荣华就是了。

  原因是胡荣华生在今日,比他们“幸运”得多。

  他是在新中国培育之下成长的天才,所走的道路,和老一辈的棋手不同。

  老一辈的棋手,比如说杨官璘吧,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在香港的修顿球场摆过“棋档”,当时在“棋档”下棋,一般是一盘棋“彩金”一元,甚至有少至五毫的,他就靠这点微薄的彩金维持生活。假如他不是回到内地,得以衣食无忧,专心棋艺,恐怕也未必有后来的成就。他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老艺人。

  胡荣华的道路就简单得多了,他在象棋方面的特殊才能一被发现,十一岁那年即被吸收进入上海象棋代表队,有名手何顺安,徐大庆等人给他辅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天才”常有,但适合于“天才”发展的环境则不易求。有了天才,还得有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还可以举清代的象棋大师王再越为例。

  中国象棋的棋谱有两部经典之作,一是《橘中秘》,一是《梅花谱》。《橘中秘》是明代象棋艺术的总结,由朱晋桢编成书,那些局法是经过许多人心血集成的,每一局法最初的创造者是谁,已是难以查考了。《梅花谱》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象棋大师王再越著的。《梅花谱》的影响比《橘中秘》更为深远,直到今天,它的《屏风马破当头炮》的几个局法,还是有它的实用价值,可说是中国象棋宝贵的遗产。

  这位给中国象棋提供了宝贵遗产的天才棋手王再越,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梅花谱》序言中说:“安蹇先生姓王,名再越,字正己,康熙年间人。性刚直,家贫力学,不求闻达,而世无知之者。一身坎坷,抑郁无聊,为象戏以消岁月,得意疾书,爰成方则,名之曰:梅花谱。”序言是谁写的,没有注明,很可能就是王再越的夫子自道。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穷愁潦倒,以不世出的棋艺天才,竟“一身坎坷”,“世无知者”!何等可悲的“命运”!事实也是如此,他的《梅花谱》写成之后,无钱刻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是靠抄本流传。这情形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情况一模一样。中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红楼梦》,最初也只是在好友中手抄传阅的。印之成书,那已是在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中国象棋由于它在各个阶层普遍流行,精通虽难,学会却易,所以出身贫苦人家而有象棋天才的人,还可以有发展他们这方面天才的可能。虽然在旧社会中还是有种种限制,但比起其他学术艺术领域,天才所受的限制已是少得多了。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垄断学术,一般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想在学术方面取得成就,那真是难于登天。多少天才,就因为人为的不平,在旧社会给埋没了。

  中国科学的落后,原因很多,姑且不谈。现在只谈文学方面。

  打开文学史一看,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官宦人家,至少也是家有恒产。文学家本身也十之八九是有一官半职。陶渊明(县令),杜甫(工部)、苏东坡(翰林学士)、辛弃疾(浙东安抚史)……指不胜屈。李白号称笑傲公卿的“诗仙”,也曾做过皇帝的清客,写过谄媚杨贵妃的诗。

  文学史又常见所谓“文学世家”,南北朝宋朝的谢灵运、谢惠莲兄弟,梁武帝萧衍、儿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纲,萧绎一家,魏武帝曹操、儿子文帝曹丕、曹植一家,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家都是。萧家、曹家是帝王之家,谢家是豪门大族(灵运,东晋谢玄之后)。正因为他们的子弟,有这种特殊环境,本身所具的文学才能,得到可以培植的土壤,才成名成家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哪有这许多“天才”集中在某一个家族的道理?不过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环境,容易培养罢了。别的人家也许有天才比他们更高的,但却没有他们的条件。

  旧社会的老百姓难道没有天才?不,应该说天才更多。诗经三百篇所收的民歌,其中不乏天才闪耀的佳作;“刘三姐”所唱的山歌,也都是从无名歌手手中收集的,那些生气蓬勃的诗句,决非“庙堂诗人”所能写出。可惜的是,这些无名诗人,在旧社会中得不到培养,不能进而成为“文学家”,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