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曾谈及清末的“刺摄政王案”，因为吴先生也是与此案有关系的人之一，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从吴先生所揭露的此案真相来看，所谓“汪精卫刺摄政王”之说，其实是汪精卫的自我宣传和某些与汪精卫同路的人有意夸大汪精卫的“功劳”，想把他扮成一个“革命志士”而已。

　　此案的真正主角是喻云纪，其次是黄复生。汪精卫是后来才赶到北京“参与机密”的，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作过什么事情。

　　喻云纪是四川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得过吴玉章帮助，两人交情有如手足。喻云纪加入同盟会，就是吴玉章作的介绍人。

　　据吴玉章说，喻云纪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尤其擅长于制做炸弹，能够把炸弹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的麻糖极其相似，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易于躲过检查。

　　当时因为同盟会所发动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一郡分革命党人遂热衷于暗杀。最初的目标是要暗杀反革命最力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哟云纪曾回国布置谋杀端方，在汉口设伏，临时因端方改道不能实现。后来喻云纪再回到日本，同盟会通过决议，要集中力量先干掉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肴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派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进行刺摄政王的工作。吴玉章则被推为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的主持人。

　　话分两头，再说到汪精卫当时的活动。在喻云纪回国谋杀端方之时，汪精卫也扬言想去炸李准。汪对爆炸技术一窍不通，且手无缚鸡之力。他之作此宣言，不过是迎合当时风气，想博个“壮烈”的美名而已。

　　其时汪在香港，在日本的吴玉章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信，是向吴索取炸弹的。吴玉章是不赞成暗杀的。认为暗杀不是革命党人所应采取的正当手段，遂回汪精卫一封信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我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接了此信，仍坚持要去暗杀，又来一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日釜，一日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宇。薪之为德，在一烈字。……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意思即是说他没有坚持革命的恒心，所以愿意象柴火一样；作“一次过”的“轰轰烈烈”的牺牲。这封信虽说得天花乱坠，却也暴露了汪的假革命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没有坚持革命勇气的人，又怎能成为更士呢？

　　吴玉章虽不赞成暗杀，但他是服从组织决定的。供应军火炸药给革命党人，是他的工作之一，汪精卫既然“坚持”要去暗杀，当时他也没有看清汪的本质，觉得他的“勇气”，也还“可嘉”，就真的给他寄了炸弹。哪知汪精卫接到炸弹之后，又没有勇气去进行暗杀了，他收起炸弹，独自又从香港跑到日本。到了日本，他听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已在北京准备暗杀摄政王，于是他又提出要参加这项工作。

　　汪精卫对革命失却信心，孙中山先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孙先生对汪参加这次暗杀活动，曾说过这样的话：“（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确实是看透了汪精卫这个人。可是孙中山也还未了解详情，其实“约集同志入北京”的并非汪精卫，江精卫夫妻是后来才去的。汪精卫也没有准备“与虏酋拚命”，他的被捕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故事。

　　且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布置工作，黄复生懂得照像，他们遂在琉璃厂开了一间“守真照像馆”。此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日本忙于恋爱，口头老是说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却迟迟不肯动身。

　　后来喻云纪回日本取炸药，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汪精卫才与陈璧君装模作样，赶到北京“参加”，且不敢与喻、黄二人同住照像馆，而是住在另一个地方。自始至终，汪只是“与闻机密”，而没有实际参加。

　　喻云纪用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叫一家铁工厂制成一个炸弹壳，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大型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乘机逃走。

　　一九一〇年四月一个晚上，喻云纪、黄复生偷偷地到这桥下埋炸弹，然后安设电线，哪知目测不准，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他们正要从头再做，无巧不巧──恰好有人来桥下大便，他们只好躲开。这人大便未了，王府中又有打着灯笼的人出来，他们只好把炸弹埋在土里，匆匆逃走。

　　第二天没出事，晚上他们再去探取，炸弹已被人取走了。当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既无动静，则可能是给附近的居民拿去了。于是喻云纪又去日本取炸药准备再举，黄复生则在北京留守。陈壁君得知消息，恐有危险，跟喻云纪同走。其时已过了几天，仍无动静，汪精卫则以为当可无事了，而且他又不是与黄复生同住的，为了表示胆大，也留在北京。

　　哪知敌人狡猾非常，他们是查获了炸弹，故意不予声张的。他们把这炸弹请外国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断定炸弹不是在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粗糙而车有螺纹，则必定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工厂，然后又利用铁工厂的老板，逮捕了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汪精卫本来不在其内的，但后来有一个常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受不了刑，给清政府带路，最后把汪精卫也捕去了。

　　在被捕诸人中，汪的“名声”最大，于是一变而为“主犯”。当时革命潮流日趋澎湃，清政府要改用怀柔政策，就把汪关在牢里，而不杀他。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对汪更是曲意笼络，预留“后路”。后来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在缓和国民党的反袁的工作上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

　　孙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从来都是不放心的，孙中山临死之时，还特别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很危险啊，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可为明证。殊不知汪精卫在监牢的时候，早已给敌人软化了。

　　此案还有余波，陈璧君在日本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象发了疯一般，竟然去辱骂喻云纪，说喻怕死。喻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后来喻对吴玉章说：“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一筐炸弹奋争先”，杀身成仁，名垂后世。而汪精卫则作了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