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悉尼中华文化中心成立，我送了一副对联：“中土传薪，文辉德溥；华堂展艺，化俗扬光。”表达我的祝愿。“传薪”是需要时日的，短短一年，成果言之尚早，“展艺”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最少也可说得是“颇有可观”的了。即以这次为了配合周年纪念而举办的“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来说，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甚至在具有“特色”之外，还很“特别”。道理何在，后面再说。

　　听雨楼是赵大钝先生的书斋名，“拜嘉”是“拜领”、“嘉惠”的简缩。钝翁把师友写给他的诗、札（信）、书（字）、画当做嘉惠于他的厚礼来拜领与珍藏。钝翁今年高龄八十，师友中名家不少。相识已是有缘，从言谈投契（相识），到书信往还（相知），这缘分就更厚了。而我们这些观众，能够在华堂看到名家的作品，也可说得是有缘吧。

　　二

　　旧日文人所写的信，不但富有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其特别之处在此。

　　作为文学而言，它的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等等，都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好文章。除了散文之外，“诗词代信”亦是常见。例如苏蕙（前秦苻坚将领窦滔之妻）写给丈夫的信是回文诗，世称《璇玑图》。清初词人顾贞观为了救好友吴汉槎，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纳兰容若（当时宰相纳兰明珠之子），人称“赎命词”。用书信体裁写的文学作品，在近代作家中也有，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文人书信，可以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是一种雅致的综合艺术。书法是最突出的一面，好的书法，赏心悦目，未读内文，已是一种享受。而且朋友的书法，篆、隶、真、草、行、楷，各个不同。其笔致或则恣肆流动，或则沉稳凝重；其体势或则磊落波磔，或则剑拔弩张，字体不同，各如其面。看到朋友的笔迹倍增亲切之感，这更是非“手写”的信所能给予的。

　　更进一步讲究的话，专用的印章、信笺、笔（不同的字体用不同的笔）、墨（色泽与香味），等等，都是雅致的艺术，可供鉴赏。听雨楼藏品，“写札（信）写诗写联语，更多名辈写丹青”（楼主诗柬句），异彩纷呈，都各自有其艺术特点。

　　三

　　古人非常重视“翰墨因缘”，龚自珍《己亥杂诗》（别王秋畹大令继兰）：“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将文字因缘与骨肉之情相比。清代袁子才在随园设一诗廊，把朋友送给他的诗，张满廊壁，但随园是他的私人产业，未算“公开展览”。近代已故掌故名家郑逸梅，出版了一本《近代名人手札百通》，附有作者简介，甚受欢迎，但印刷不佳，与听雨楼的真迹相比，相去远矣。不过从古人重视翰墨因缘这点，也提醒了我们，在欣赏之余，最好也能感受他们“论心”的情谊。

　　钝翁屡经离乱，饱阅沧桑，知己们给他的诗，自然不免有感旧怆怀之情，亦有前瞻期许之意。试读以下的佳句：“诗人总有宗邦恋，叔世休令国故沦。”“絮絮刀圭今扁鹊，披披须发老相如。”（潘小磐）“当日种花忧地老，几朝遗史愿人忘！”“云短路长书雁到，蒹葭斜照水茫茫。”（张纫诗）“文章已不关轻重，尺寸何须论短长。”（吴梦庵）“湖山一支笔，风雨卅年灯。菜付英雄种，花蒙隐逸称。”（傅静庵）“肯笑惊弦余悸在，但伤分雁老怀酸。辛勤岭雅苗方绿，可有人来继抱残？”（梁耀明）“夷居岂便忘吾道，輶采无妨度彼阡！渺渺神州愁北顾，王孙归计定何年？”（吴天任）想当不难领略。

　　四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表现，生活方式有变化，与之相应的文化也就有变化，“书信文化”即一显例。

　　古人因为交通阻塞，音信难传，所以对书信非常重视。杜甫的“家书抵万金”、李商隐的“双鲤迢迢一纸书”，分别说明了对亲友来函的珍视。虽然情绪上有喜悦与盼望的不同，到了韦庄的“碧天无路信难通”，那就更是难以说明的惆怅了。

　　时至今日，不但有了电话、电传，还有电子邮件，不论海角天涯，都可传音传信。科技的发展，难免在某些方面影响了雅致的艺术，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原可以并行不悖。工作之余，放下计算机，听听音乐，那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希望你也来看这个画展，因为这些装裱精美的诗、札、书画，不仅展出了传统文人笔下的风采，且还展出了这个世纪末华丽的沧桑。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

　　※版本出处：梁羽生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