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新加坡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人所周知，“梁羽生”是在香港“诞生”的，如果说香港是我武侠小说的老家，则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乡”。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小说是在新港两地的报纸同时发表的，而且不仅限于武侠小说，大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的文史小品也以报纸专栏的形式和新加坡读者结缘。在有关报纸的编者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因为他既是小说版的编辑，也是文艺版的编辑，而我们的文学理念也较为接近。

　　我在香港退休，移居悉尼之后，曾写了一篇回忆录一类的文字，题为《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其中一段在谈到“以文会友”的非比寻常之乐时，我说“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不过，“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辑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一九八七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之感”（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联合早报》副刊《别有天地》）。编者给这一分段起一标题“武侠小说缘结千里”，另加副题“良师益友肝胆相照”。题目起得真好，我要向这位如今尚未知名的编者致谢。

　　在这一分段中，我提到因武侠小说结缘的一些良师益友。“良师”我已写明是谁（华罗庚、汪孝博等），“益友”则并未写明。不过新加坡文化界的朋友，看到这段文字，相信都猜得出说的必是谢克。

　　不过我和谢克虽然是因武侠小说结缘，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纯文学”。而他对于文学的诚恳和热情，也真是足以令人起敬。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初访新加坡，这也是我和谢克的初次会面。“一见如故”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他给我补了一课——有关新加坡文艺的一课。说来惭愧，我虽然是新加坡报纸的“资深”作者，但对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却是所知甚少。是谢克给我补了这个缺陷，他给我带来了《新加坡华文文艺作品选集》（孟毅编）、《新加坡文艺》（季刊，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他著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等书刊。他给我补的这一课还真“管用”呢。两天后，我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之邀，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专题讲演，“专题”之外，也谈到了我对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感想。对这个临时附加的问题，我还不至于言之无物，这都有赖于谢克给我补课之功。

　　在那次和谢克的初会中，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对“新人”的热情和爱护。他为我介绍新加坡多项文艺评奖的情况，并特别提到尤今。因为当时他和尤今都在《南洋商报》工作，而尤今正是商报安排她来采访我的记者。《新加坡文艺创刊号》有一篇谢克写的文章，题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其中有云：“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最大的收获是新的写作人的大批涌现。这批文艺新兵，为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我们的文艺园地，开满了灿烂的文艺花朵。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底，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有深度。”谢克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六年，当时还是“作品不多”的“新兵”尤今，如今已经成为整个华文世界的畅销作家了，足证谢克“法眼”无差。而尤今为我写的那篇访问记《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也经常给武侠小说的研究者所引用。

　　一九七六年的新加坡之行，不但让我“正式”“认识”了谢克，并且也从别人的口中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有“文坛老园丁”之称，除了编文艺副刊、积极培养新苗之外，对有利于新加坡文艺发展的活动，他也是不遗余力。多方面才能，能写能编，任劳任怨。他的一位《南洋商报》的老同事说他是“编文织艺不知倦”（这是一篇访问记的题目，作者吴启基。刊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说得真好，我深有同感。记得又一次我和他谈起鲁迅的杂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说：“你的不求名利，只爱文艺，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正是傻子呢。”他笑而不答。我徐徐补上一句：“不过，这个世界也正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傻子呢。”

　　我的这个看法其实是过于悲观的。懂得欣赏傻子的人绝对不止于我们想象的零丁小数。在这新千禧年（二零零零年）的开始，谢克获得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就是明证。因此，我虽然早已“金盆洗手”、“闭门封刀”，也禁不住要为他献上贺词了。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悉尼

　　※版本出处：梁羽生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