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香港《大公报》长期担任翻译主任的蔡锦荣，不幸于今年八月十六日在悉尼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有九。生老病死人所必经，何况已是高寿。但当我在香港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仍是不免有所感触。

　　蔡锦荣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香港《大公报》当翻译，正是归他领导。不过大约只有三个月光景，我就转到副刊科了。时间虽短，印象却深。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译员每有疑难，他都可以随问随答，像一部活字典。他做人方面，则更具特色。他是个直性子，乐于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目为顽固、落后，亦坦然置之！

　　一九六七年，他离开报馆，听说是告假回澳探亲，但一去不回。有人就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就跑了。父亲在澳洲有个大农场，为何还要在这里天天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时正是“文革”期间，香港也正在展开抗暴运动的时候。

　　过了整整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因老来从子，移居悉尼，方始与老蔡重逢。每个月最少见面一次，这段相聚的时间也有十六年，逐渐对他的“别来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他在澳洲的生活并非香港友人想的那样写意，恰恰相反，有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特别是第一个十年。农场不是他个人的，是家族的。他在农场辟地种菜，盈亏自负，亲力亲为。蔡夫人道：“我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割菜、装车。老蔡做监工，我做煮饭婆。卖菜必须赶早，否则生意就给别人抢了。”说罢眼有泪光。老蔡却笑道：“我很幸运，最困难的时候遭遇车祸，断了两根肋骨，换来三万澳元赔偿，这才开得成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他的笑声更加令我心酸。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文革’后我曾经回过香港两次，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只敢在报馆附近徘徊，生怕给熟人碰上。”“因何？”“因为我是逃兵！”“没人当你是逃兵，‘文革’期间的过‘左’做法早已被批判了。”“即使你说我犹有余悸也好，我一想起当年那些人对我冷冷的目光，我就不禁打颤！”我不想说下去了，看来我是无法解开他的心结了。

　　老蔡淡然续道：“现在我有了自置的村屋，又有养老金可拿，是大可不愁衣食了。唯一的遗憾，只是不能达成吾父赐我嘉名的期望。”

　　是啊，锦荣、锦荣，重点在个“荣”字。只是两代人概念不同而已。父辈要的是“衣锦还乡”那种“荣”，子辈把人格尊严当作锦衣，倘要付出尊严，即使轻微到只是“嗟来之食”的辱，那也是“不能承受的轻”。

　　跟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以蔡锦荣的条件，何必如此艰苦自困？这是否也是“老大公人”的一种情操，像张（季鸾）胡（政之）两先贤那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过于贪“荣”，回报就很可能是“不能承受的重”了！

　　是耶非耶，可惜不能起老蔡于地下而问之了。

　　※版本出处：梁羽生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