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梁羽生先生·武侠作品卷【零六版】

江湖三女侠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6/02/04 12:04


　　既然提到了“梁羽生”这个名字，那么他的武侠小说自然也是无法避而不谈的。
　　自一九八三年正式宣布封笔为止，梁羽生在三十年间共创作了武侠小说达三十五部之多。虽然这些作品可谓“千姿万态、品貌各异”，但经过一番比较后我们却不难发现，正如其他作家一样，梁羽生的小说创作也是有其规律性可言的。有三个基本因素始终贯穿着他的小说，即“历史”、“爱情”与“侠义”。这三个“基本点”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强度制约着梁羽生小说的内容变化，而其小说中发出的诸多光芒，归根结底其实也都是在这三个点上。
　　作为“基本点”，最起码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可以“衍生其他内容”，或者说作为小说的“依托”。“爱情”与“侠义”，这两个点在武侠小说中或许可以说是极为普遍的，梁羽生的小说自然也在此列。而“历史”则是梁羽生较之其他武侠作家的最大不同，是作者架构情剧和创作人物形象时的一个重要参考。例如，《大唐游侠传》中的剧情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展开的，《女帝奇英传》也是如此，《萍踪侠影录》等作品还是如此。并且，这些作品，一旦将其历史的成分弱化或抽空，则内中人物就会失去生命力与立体感。因为他们本来就只能是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具体行动，无一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节拍。
　　“历史”这个成分，在梁羽生小说中实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作为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家，梁羽生在编造一个武侠故事的同时，也常常有意识的在读者面前呈现他眼中的历史轮廓与具体架构。这种创作时的历史观念不要说在当时，就算放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很难能可贵的。在充满主观幻想的同时，还能清醒的以客观身份描述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手段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因为，仅仅从存留下来的有限的史料上，是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全部面貌的，所以做历史的人必须具备一些想象能力，能够对史料不连续的地方做一些合理的补充。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历史某一事件的本相，从来都是存在诸多解释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凿的说哪种说法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虽然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解释历史的手段却是可以有很多种的。用武侠小说去解释历史，无疑也是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较之学术论文更容易被普及。然而，一个作家倘若决定用这个手段去阐述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有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他必须尊重历史，否则自然便无从“释”起。这便是梁羽生作品历史氛围较其他诸人更为浓厚的原因。
　　不妨以同样喜欢历史题材的金庸、黄易来与梁羽生做一个比较，看看他们间的区别在于何处。金庸笔下最精彩的战役，莫过于襄阳大战，是役中由郭靖替吕文德守城，这虽然符合蒙古南侵的史料，但却与“吕文德守襄阳”这个细节相背离，因而仅仅属于“修改”；黄易令寇仲与李世民二分天下，完全脱离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便是纯然的“创造”了。由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不难看出，金庸与黄易虽然采取的手段不同，但都可概括为：令自己塑造的人物“诱发”历史。他们笔下的人物，是历史发展的主导者。反观梁羽生的早期作品，其实也是采取了与金庸相似的“修改”态度，虽然尊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却从主观角度丑化康熙、雍正等历史人物。然而仔细区分一番，二者实有很大不同。梁羽生对史料的“修改范围”，显然要比金庸小，这可从《江湖三女侠》与《神雕侠侣》的比较上看出：同样都是通过丑化历史人物（雍正、吕文德）来颂扬虚构人物，但金庸为使“杨龙之恋”更加离经叛道，修改了宋朝时的社会意识（师徒伦理观念）；梁羽生则始终没有屏弃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修改范围不同”所引发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作品中“现代感”的强弱。一般说来，调整幅度越大的作品，可融入的现代观念就愈多，现代感也愈强。因而金庸的作品在世人眼中显得很现代，梁羽生则非常的古典化。
　　虽然梁羽生早期的确走了“修改”的道路，但并未坚持到底，而是迅速转变为利用“史料的缺失”来做文章。在完全符合基本史料的前提下，对史料的空白予以填补，从而令笔下的人物去“见证”历史。如土木堡之变时，张丹枫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而是去营救皇帝，这利用的就是史料的空白，因为大部分读者能够见到的史料，都是以叙述“土木堡之变”时于谦的行动为主，很少提及被俘皇帝的情况；又如《大唐游侠传》在叙述睢阳之战时，虽然段圭璋也加入了战争，但他却并没有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利用的也是史料的不详尽处——“睢阳之役”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多少人战死，史料是不可能全写出的，因而也可理解为一种“空白”。
　　从小范围的“修改”史料，转向在全盘遵守的前提下“填补”史料，是梁羽生创作意识层面上仅有的一次巨大变化。倘若从运用历史素材的角度去划分梁羽生的作品，则无疑只能划分出两个时期，即“《江湖三女侠》之前（包含《江湖三女侠》）”与“《江湖三女侠》之后”。
　　正是由于梁羽生在此后的创作中，既没有“创造”史料，也没有“修改”史料，而是采取“依附”与“填补”的姿态，所以他对于历史的“修改范围”已经变得极小，主人公的意识形态更是全部遵照当时。因此，我们对于其作品中以现代观念不可理解的地方，都不妨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大历史环境中去重新认识与评估。举例，为什么在《狂侠·天骄·魔女》中，柳清瑶未能与檀羽冲结合？倘若以现在我们拥有的民族意识入手分析，则最终只能得出如“梁羽生观念狭隘，瞧不起其他民族”这般的错误结论。但是，一旦考虑了宋朝当时的历史环境，便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由于此书结尾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采石矶大战”之后，故彼时南宋已完全处于偏安状态，不再存有任何收复失地的幻想，只等胡人来将之灭亡；而金国虽遭惨败，却仍秣兵厉马，为再次南下做准备。搞清楚背景，问题也随之解决：作为绿林盟主的柳清瑶，倘若不想在未来与丈夫的族人为敌，就一定不能嫁给檀羽冲。因为檀羽冲的金国贵族身份固然无法变更，柳清瑶的盟主地位也是同样不可改变的。所以，檀、柳二人的抉择，并非是由作者“狭隘的民族观念”所导致，而完全是建立于作者对历史时局清醒把握的基础上。这也无异于从另一角度说明，梁羽生的民族观念很可能并不狭隘。
　　梁羽生在一九六五年写有一篇《中国武侠小说略谈》，后来在九八年的补记中，认为该文“论点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够成熟的”。又在九七年所作《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中说：“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那么，何为“多元史观”呢？梁羽生解释道：“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
　　那么，关于梁羽生作品中“历史”的重要性，就暂且分析到这里，以后还将在下文的部分篇目中穿插叙及。眼下，笔者将从梁羽生的三十五部作品中，选出十四部较能反应书里书外各种问题的作品来，略略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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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五）
　　（一）《龙虎斗京华》

　　毫无疑问，这部小说虽然是“新武侠”的开山之作，却像许多作家的处女作一样，存在着许多笨拙的问题。但任谁也无法否认，美丽的蝴蝶都要破茧而出——恰是这部与旧派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新”武侠小说，开了一代先河，使武侠小说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气象来。
　　虽然“义和拳”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就已经见于官方文书，但作者拿来当作品历史背景的，显然是它最为活跃的光绪年间，也就是晚清时期。李治亭先生在《清史总论》中认为，清代文化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而晚清则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这里所谓的“新文化”，指的是陆续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社会观念、伦理观念，还有康梁等人的维新思想与方法等所有“能转变中国传统文化面貌”的文化。因此，从嘉庆皇帝以降，其实便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时期，为新时代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如此看来，梁羽生不但选择了这个“文化转型”的时期，也同样揭开了一个“新时代”——武侠小说的“新时代”。
　　我们如今都已知道：梁羽生原名陈文统，“文统”是文学承传的意思。梁羽生的“梁”，并不是代表一个姓，而是指“宋齐梁陈”中的“梁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都姓萧，在历史上，二萧之下就是“陈”了，而他本就姓陈。并且，由于“无边落木萧萧下”，繁体字“陳”还要“无边”、“落木”，于是去掉左的偏旁与右的“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日”了。梁羽生当时是希望自己能像初生的太阳那样，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遂用梁姓，以“继承梁陈文统，开唐李杜盛世”自勉。
　　这样琢磨起来的话，梁羽生的笔名与他作品所选的年代，显然都蕴含着他对武侠小说的美好祝愿。然而除此之外，作品拿义和团做背景，恐怕还有些别的道理。梁羽生以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里结构的。正因为他亲身体验了金戈铁马的抗战年代，所以在他登上文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三、四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一种历史使命——以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思考中国因何颓败如此、又因何失去了固有的光辉。梁羽生选择晚清即将灭亡的时刻来展开他的故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史料充裕，但不也同时折射出了这种思索的痕迹么？
　　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重感情的思维方式，无疑对梁羽生感觉事物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他小说里的配角人物大多缺乏自我精神扩张，总是以屈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例如为了朋友而舍弃情人等等，这种人际情感关系是梁羽生小说人物与金庸小说人物最大的不同。金庸小说中更多的是一种争取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在梁羽生小说中也并非没有。事实上，梁羽生小说中很多女性人物（如练霓裳）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应该也是为什么梁羽生小说中女性角色总是分外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女子接受的教育是远不如男子那么深刻而广泛的，所以女子才反而有可能形成各式各样的思想形态；但在始终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男子身上，有些思想就是不太可能看到的了。正因为梁羽生在这一点上做了真实处理，所以他所走的道路才是现实主义，描写永远以外在客观环境为主，主人公也完全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与强调人物性格发挥的金庸、古龙截然相反。
　　传统的教育模式，决定了梁羽生无论在行为方式还是人格精神上，都不太可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而是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中许多优质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早在这部《龙虎斗京华》中就有所反映，如对于诗词的运用。梁羽生在旧学方面无疑是具有很高造诣的，如他在本书开篇所写《踏莎行》一词，虽然彼时在作品具体架构上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框架，然而事实证明这卷首词仍很好的完成了概括作品内容的任务。同样精彩的还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早期作品的卷首词，不止境界高远、气象恢弘而已，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小说的内容。与金庸、古龙等其他出了“全集”的武侠作家比较起来，梁羽生的作品全集是很特殊的——没有自序、他序，甚至连“总序”也没有，而梁羽生自己却经常为别人的作品写序言。这个奇怪的现象，除开他不愿请人为自己写序的原因之外，似乎也可用他作品的卷首词来解释。毕竟，请人写序言，无非是为了推荐自己的作品。不夸张的说，即使是现在，梁羽生的作品仍然不需要别人来推荐，其影响力依然很广泛，是以这种推荐性的序言于他而言并无意义，他反而常以自己的影响力为别人写序。至于自序，则都已压缩在短短的几句卷首词中了。综上所述，梁羽生的作品实在是没有需要序言的道理——这当然不止归功于他作品里的卷首词，还有他的旧学修养。

　　（二）《七剑下天山》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梁羽生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出现了一篇名为《凌未风·易兰珠·牛虻》的文章。梁羽生在答复一封读者来信的同时，毫不讳言的承认自己利用了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的部分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而对于台湾武侠评论者叶洪生先生所持“《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的观点，由于叶先生并未在文章中举出任何具有说服性质的例证，故此笔者仅仅认为其前半部分是有道理的，后半部分则还请各位读者自己明察秋毫。
　　关于梁羽生作品中对于西方的借鉴，据作者本人的说法：“《七剑》之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与西方小说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拟。如《白发魔女传》主角玉罗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厉胜男，身上有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个人自由的影子。”（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可知，梁羽生对于西方的借鉴其实是始终没有停止的，只由于是较深层次的借鉴思想，所以一般读者难于看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抵如此。就当今世界而言，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融只是发展趋势的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从我国角度而言），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文化传统至今仍扎根于国民个性中，并非短期内就能消失，何况，倘若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尊严和生存权利，我们就必须维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梁羽生、金庸等人对于西方的借鉴，固然是属于第一个方面，然而他们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保留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这又是符合发展趋势的另一方面的。例如，在被借鉴的《牛虻》原著中，宗教是与政治平等重要的，而梁羽生在创作本书时，却并没有将这个制度也借鉴过来，这是由于中外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差别，在中国，宗教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权力的。
　　虽然，本书并不是梁羽生最喜欢的作品，但却是梁羽生作品中销量最大的——直到今天，许多人提起梁羽生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写《七剑下天山》的吧？”——这是什么原因呢？一部“群传”模式的小说，情节既不奇诡又不曲折，甚至不能算作者的典型作品，却创造了一个连作者本人都想不到的销售奇迹。毫不过分的说，本书对梁羽生在读者群中产生的影响，较《射雕英雄传》之于金庸不逞多让。然而，平心而论，这部小说在情节上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翻新，但为什么竟使作者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并且获得那么大的成功呢？
　　显然，原因并不在于梁羽生在书中以自己的方式还原了一段历史，也不是因为他把纳兰容若、康熙、傅青主等一批历史人物写进武侠小说中，而是因为作者借着一段人们早已熟悉的历史故事，倾注进了同时代人们普遍具有的思想情感，这就令读者们产生了共鸣。与他几乎同时的金庸，在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里走的实际上也是这条路，并且同样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故而，考虑到《书剑恩仇录》比《七剑下天山》早一年连载的客观事实，笔者以为：单就处女作的水准而言，梁羽生委实是不如金庸；可若说对当时武侠创作的影响与贡献方面，却还是梁羽生要大一些。
　　关于这部小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附带一提：１９８４年在内地《羊城晚报》连载时，本书修订版出现了较大变动，第一是结尾处将冒浣莲从“天山七剑”中去掉，刘郁芳取而代之；第二是全书字数缩减了近十万字。不过这个修订版现在似乎并未流行开来，例如大陆广州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梁羽生武侠作品全集”系列中的《七剑下天山》，其结尾部分就仍将冒浣莲归为“天山七剑”之一。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三）《白发魔女传》

　　依据“主角就是作品中集中体现矛盾冲突的人”这个定义，可以认为，这部小说的主角其实是卓一航，而非练霓裳。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了卓一航的身上，而练霓裳只是给他制造了部分矛盾的人。矛盾源自压力，而压力则源自历史背景。
　　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选在了满清即将入关之际，也就是大明王朝即将覆灭之时。那是一个充满反抗与背叛的年代，与小说的内容恰到好处的吻合在了一起。百姓反抗政府，下属背叛上级，奸佞出卖国家……社会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反抗与自由的精神交织在了一起。此即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也是为什么虽然小说的结尾令人沮丧，但小说的整体却仍令人振奋的原因——因为有追求。即使小说中的批判与反抗占了很大比重，但贯穿在小说始终的却仍然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一个蒸蒸日上的新王朝将会替代现有的腐败机构。因此，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引起的不是悲观、消极，而是相反的感受。就好像黑暗的背后正是光明一般，反抗的下面自然也有自由。紧接着腐朽的破坏而来的，也必然会是新生的创造。
　　除开剧情，这部小说恐怕还有另一样东西深深写入了读者们的记忆中，那就是优昙花。纵然英雄豪杰俱往矣，纵然物事人非事事休，但那两朵优昙花，却会被后人从遥远的天山上，直接移栽到心中，并挥之不去。百年时间弹指即过，悲剧却早已落幕。但，在往昔的荣光逝去的同时，有一些看似脆弱、平凡的东西，却永久的保存了下来。虽历经一个世纪，但光彩丝毫未变。那并非是优昙花，而是被优昙花见证了的东西。
　　岁月可以无情的夺走某些人生命中的一切，比如财富，权势，生命。但却绝对夺不去那两朵优昙花所见证所代表的东西——千秋万载中延绵不绝的情。不止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
　　在这里，“优昙花”已经不止是一种书中的一种道具，而是一种象征，一种情结。虽然在以后的作品中，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的象征物，然而这种情结却是始终如一的纯与厚。不妨，将此概括为作者的“优昙花情结”。
　　说罢了小说的内容，不妨围绕其周边做做文章。长期以来，笔者都有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白发魔女传》创作于何时？
　　根据《今古传奇·武侠版》访问梁羽生后带回的资料看来，此书的连载时间是“１９５７年８月５日至１９５８年９月８日”，乍一看好像没有问题，可是在一篇怀念刘伯端先生（沧海楼）的文章《魔女三现·怀沧海楼》里，梁羽生分明的写到：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
　　对比表格，不难发现，１９５７年此书显然还在连载中。试问，正在连载的文章又怎么可能被着手改编为电影呢？（请注意，作者在此处的用词是“改编”）所以在１９５７年底时本书一定已经连载完毕或接近完毕，但如果是从“８月５日”开始连载，那么到年底也就不满四个月，显然时间上是不可能成立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本书的具体创作时间，其实是在连载很久之前——甚至大致与《七剑》同时，或者可能还要早于《七剑》呢？
　　与此类似的问题，还有天山游龙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弹指惊雷》与《绝塞传烽录》的创作顺序问题。唯一较合理的答复，似乎只能是“连载时间不等于创作时间”以及“连载顺序不等于创作顺序”了。
　　（注：据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马幼垣教授考证，《塞外奇侠传》一书创作于１９５４年５月，似比《草莽龙蛇传》还早，却迟迟未见发表，或可为此说作一证据。该考据同时也使“《塞外奇侠传》中练霓裳形象与本书中差距太远”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四）《江湖三女侠》

　　依据“题目往往揭示作品最大的看点”这一原则，可以得知，这部作品非常成功的塑造了三个性格各异的女侠。事实上当然也是如此。
　　第一个当然就是吕四娘。这个形象较之同期的白发魔女练霓裳，可说略胜一筹。后者想要打破的，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尊卑意识”；而前者刺杀封建势力核心的行为，虽然最终并不能撼动清廷的统治地位，但其所给予的打击与影响却无疑更深、更广。显然，一个拥有像吕四娘这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只能在野史中登场的。综合梁羽生全部作品可知，他的主张是以正史为主、野史为辅，纯以野史为主的作品仅此一部。这意味着，作者在部小说中对于历史的处理，真可谓是采取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手段，脱离了原创作体系。具体的讲，就是作者为塑造吕四娘这个形象而大幅度的修改了史料。为何梁羽生早期作品的历史氛围不如中晚期来的浑厚？原因就在于他给了一些历史人物以不公平的丑化，其中尤以《七剑下天山》中的康熙与本书中的雍正为突出。的确，雍正即位疑点甚多，可这并不能成为抹杀他政治功绩的理由，就连李世民不也是“夺位”吗？评价一个帝王，重要的是看他一生的政治成就与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非皇帝宝座如何得来。梁羽生在本书中大量运用野史、传说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无疑是在回避历史，至于拿“吕四娘成功刺杀雍正”这个情节作结尾，则更是对历史的严重否定。好在，梁羽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日后的创作思路中予以修正，使得作品再度回归到“还原历史”（如武则天）的正途上来。是故从研究作者历史意识转变的角度而言，本书自然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其次要说到冯瑛冯琳两姐妹，她们是梁羽生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双胞胎形象。现代科学证明，因为都是由母体的同一个卵细胞分裂而成，所以双胞胎在生物学上最具有相似性，也最适于拿来做对比。结合全篇看来，冯氏姐妹生长的环境可说是截然相反，但她们身上却有一个共性：人性依然善良，并不因为环境而改变——环境虽然赋予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却无法扭转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由此似可证明，梁羽生乃是“性善论”的坚定拥护者。作家的天性决定作品的天性，善良的作者们往往会在作品中“推己及人”，只看到人类值得歌颂的一面。梁羽生的“推己及人”表现在这部小说里，就是环境不能影响人性，好的人性会始终存留。此想法虽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但其对人性的肯定却无疑极富教育意义，或许也是梁羽生的作品一直都被认为适合当教材的原因之一。在这之后，梁羽生还尝试写出了许多具有亲缘关系的人物形象，如《还剑奇情录》中的陈玄机、云素素，《牧野流星》中的孟华、杨炎等人，都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但与双胞胎比较之下，不免差了一层相似性，因而对于作者“人本善”思想的体现也不足够突出。
　　最后的一些观感，是涉及本书男主人公唐晓澜的。与几乎同时连载的《白发魔女传》相比之下，这两部作品的爱情结尾无疑有很大差距。唐晓澜与冯瑛能够顺利结合，不止打破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叔侄）、阶级观念（皇室与平民），更跨越了满汉两个民族。为什么同时期的作品会有这种显著差异，笔者以为乃是由作品历史背景下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当时的满族思想与汉族相较，无疑是更开放、更进取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清朝定都北京后，自多尔衮摄政直到顺治亲政时，都在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该政策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吸纳可使满族人认同的汉族文化，以缩短自己与汉民族的差距；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手段，将满族文化融于汉族中，以消除后者独立的民族意识。这个政策影响最深远的一步，就在于统治阶级正式允许满汉通婚。这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汉朝曾经有过“和亲”，但并非在国内支持通婚，故汉朝与匈奴的文化差异仍很鲜明），对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促进民族融合，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这个现象早在《塞外奇侠传》中已就有了体现：纳兰明慧与杨云聪的结合，固然是由于二人的两心相印，但同时也是由于在当时的满族贵族的意识里已经有了“满汉平等”的观念。《江湖三女侠》的历史背景既然选在雍正年间，那么经过了康熙朝的盛世景象之后，虽然仍有少数汉族人致力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但事实上满汉两个民族已经很好的交融在了一起，通婚更成了常事。因而，就如纳兰明慧不会因自己是满族自傲一般，唐晓澜也没有为自身的血统而悲。
　　对于这些有历史事实作依托的情节，我们在思考时也必须结合历史来对待。一旦考虑到了历史环境，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答案：唐晓澜与冯瑛的结合，其实正是作者有意识的以“细节”反映历史进步的一个体现。历史的进步，可以具体的理解为社会观念的进步。梁羽生笔下的主人公完全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因而必然要受到时局的节制。唐晓澜与冯瑛能够结合，而卓一航与练霓裳不能结合，从根本上来说，便是时局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意识变化。社会意识的进步，使处于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局限性都被减小，从而令各种束缚都能被较为容易的摆脱。
　　正是由于梁羽生对于“历史细节”采取的是“有意识还原”的态度，并且由对“历史细节”的还原逐步上升为对“历史全貌”的还原，所以此后其作品具备的历史氛围便异常浓厚真实，最终达到一个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

　　（五）《萍踪侠影录》

　　凌宇先生在《沈从文小说的倾向和艺术特色》一文中曾特别指出，作家在“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分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梦’二者的结合。”笔者以为，凌宇先生的观点，是具有广泛性的，可以应用在大部分作家身上。于梁羽生而言，第一类作品的代表莫过于《大唐游侠传》；第二类作品显以《云海玉弓缘》最为典型；至于第三类虚实相生的作品，则自然要推《萍踪侠影录》为翘楚了。
　　这部作品中的“实”与“梦”，浑然天成，作者在经历了《江湖三女侠》的“歪曲历史”之后，第一次回归正途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委实是惊人的。从作品的传承方面来说，本书应该是连接《江湖三女侠》与《大唐游侠传》的一道桥梁，或曰由主写“野史”（梦）转为主写“正史”（实）的一个过程。就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会被扭转一样，一个作家的创作意识变化同样也是有所趋势、有所征兆的。这个过程折射在作品内容上的征兆，就是先以虚幻的“牧马役胡边”开篇，随后逐步转向真实的“土木堡之变”。
　　“牧马役胡边”，是指明朝使节云靖出使瓦喇国，却反被扣押，于塞北苦寒之地牧马二十载的故事，这显然是历史上“苏武牧羊”的翻版；而“土木堡之变”则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败仗，堪称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梁羽生选择这个“历史转折点”来做自己的“历史转折点”，显然不会是单纯的巧合。
　　考虑到时下谈论此书时焦点普遍聚集在张丹枫身上的现实，笔者将会在下文里扼要谈论一些重要的配角。
　　于谦。一般史书在叙及“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廷的反应时，总是把于谦作为线索人物的。这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阁老，作为“庙堂”中人，只忠于朝廷而不忠于皇帝，思想虽有局限，但在当时无疑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只可惜他在击败外敌之后，力主迎接英宗归来。其后英宗发动改变夺回宝座后，首先就下旨杀他。于谦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剧”，堪与岳飞的“风波亭”冤狱相比。梁羽生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本书续作《散花女侠》以于谦之女于承珠为主角，大约也是出于这种崇敬心理。
　　朱祁镇。即便从世界历史看来，有本事成功复辟的皇帝也屈指可数，而看似昏庸的明英宗偏偏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皇帝偏听了宦官王振的一面之词，倾举国之力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终在打道回府的途中，于土木堡被俘。而他复辟成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谋逆罪逮捕于谦，五日后杀之。英宗复辟后所用年号为“天顺”，政治倒还清明。只可惜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因个人的努力而改变，纵然张丹枫倾尽了全部“身家财产”，也只能保住明朝一时不亡。
　　云重。羊皮血书的阴影，使得云重对张丹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从早先的咬牙切齿，到最终的舍身相救。云重对于张丹枫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整个“云家”对“误会”的认识过程的缩影。长久以来，在读者的心目中，云重都活在张丹枫的阴影中。诚然，那是因为张丹枫太过光彩的缘故，云重武状元的头衔是他让的，就连云重与澹台镜明的因缘也是张丹枫撮合的。乍看起来，张丹枫给了云重太多太多的好处，可是云重却始终冥顽不化——其实，真正冥顽不化的，乃是整个以云靖为家长的“云家”。就本质来说，“云家”显然符合愚昧的“封建家长制”，这是一种家庭中的专制主义，认为高辈份者具有无上的权威，否定子女独立的人格，培养晚辈们顺从、驯服的品质。在这种家庭里，传统的孝道成为了子女沉重的心理包袱。羊皮血书或可撕碎，但是这种让人无奈的制度，究竟还要存在多久？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6/02/04 12:04

江湖三女侠

（六）至（十）
　　（六）《还剑奇情录》 　　这部书虽是以《萍踪侠影录》的前传的身份登场的，但本身也有不俗表现。倘若拿此书与作者之前的若干作品相比较，应该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作者在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来。不是在个人风格的变化上，而是在谋篇布局的构思上，变得更加峰回路转、曲折离奇。这是梁羽生的许多长篇作品都没能达到的境界，究其原因，可能与作品的写法有关。梁羽生的创作手法，无疑继承了中国旧章回小说的平淡与朴实，因而在叙事方式上虽然也偶有穿插，但总的来说仍是“一个故事告一个段落再接另一故事”（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这种模式，所以其长篇作品，在剧情的转折方面，就难免要差一些了。　　由于作者曾经承认，本书其实是借鉴曹禹的《雷雨》而成，所以不如将二者拿来做一番比较。陈坚先生在《＜日出＞的结构艺术》一文中将《雷雨》与《日出》做对比时，指出：“它（《雷雨》）将前后三十年间周鲁两家许多矛盾冲突集中在一天之内，八个人物之间，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纳入一个完整的悲剧故事中。‘过去的戏剧’和‘现在的戏剧’相互交织，彼此衔接，使剧情迅速发展到最后大爆发大毁灭的高潮。”不难看出，在作品的结构框架方面，《还剑奇情录》与《雷雨》有着一脉相承的精彩。　　同样由于是借鉴框架的缘故，本书的人物关系与《雷雨》之相似，可说是呼之欲出的。从整体看来，最突出的相似是兄妹恋，并且都以妹妹身亡告终；从细节看来，配角也存在许多相似，例如丈夫由于愧对前妻而亏待后妻、强迫后妻吃药等。可是要说最有意思的相似，却是在云舞阳与周朴园这两位“家长”身上。　　云舞阳能够写得如此精彩，周朴园功不可没。这是由于，使人物形象能够变得立体的，是性格，而这二者的性格发展轨迹是相似的——都是从邪恶走向忏悔。有趣的是，宋剑华先生已经在一篇研究曹禹与基督教文化的论文中指出，“从邪恶走向忏悔”乃是《雷雨》所蕴含的三个基督教文化因素之一。那么，是否同样可以认为《还剑奇情录》中实是暗含了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呢？梁羽生与基督教无疑是甚有渊源的。首先，他就读的岭南大学前身为广东基督教学院；其次，梁夫人林萃如生于基督教家庭，是虔诚的基督徒；最后，梁羽生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考虑到写作本书之时梁羽生已经毕业、结婚的事实，则或许可以认为：梁羽生此处并非无意识的借鉴，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并且这个借鉴与他日后加入基督教，似也有些潜在关联。此外，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思想，应当也多少影响了梁羽生。总之，梁羽生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思想意识，都不同于民国时期出生的其他作家，因此不能与他们一概而论。　　考虑到本书主要是以《萍踪侠影录》的“前传”面目出现的，那么也顺便说说梁羽生作品中的“年代衔接”问题。本书中在第一回就明明白白的写道当时乃是“洪武十三年”（即公元１３８１年），而《萍》中土木堡之变时已是１４４９年的事情，中间相差六十八年。既然在本书第四回中提到“少主”张宗周已经是十七岁，则他在土木堡之变时年纪必然要在八十五岁左右了，但从《萍》中我们却无法得到“张丹枫的父亲已年逾八十”或类似印象，这岂非很是荒谬？　　上述问题，当然是作者笔误，但也同时说明梁羽生对待“历史”的详细态度。笔者将之概括为“宏观遵守，微观忽略”。所谓“宏观”即是指需要作者从许多“史料”中综合推理获得的信息，如某一具体年代时的天下格局、当时人民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等，都是需要作者汇聚史料后，从大处着眼、以大手笔书写的；而“微观”则主要就史料本身而言，例如年代，在不影响作品内涵的前提下，允许发生一些错乱。梁羽生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所重点强调的都是历史氛围，即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与“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此事”，而非这个故事究竟发生于哪一朝的哪一年。举个例子，“天山系列”在《冰川天女传》之后，基本上就不写明历史年代了，但却出现许多历史事实，如清政府通过“金瓶掣签策”将西藏置于直接管辖下，作者并没有刻意写明这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事情，这表明年代并非他所着意表达的东西，他要写的乃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的看法。换而言之，一些热心读者所孜孜考证的年代错乱问题，其实是并不会影响到梁羽生作品的历史氛围与人文内涵的。　　当然，倘若把“天山系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对待的话，那么这些年代错乱的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了，并且是连修订都不能解决的大问题。因为这些作品的大体历史氛围已经确定，倘若作者通过修改年代的手段使其“顺畅”，那么其内中的历史氛围就很可能变得“不顺畅”。最著名的例子应是《白发魔女传》与《联剑风云录》中对于霍天都的年纪叙述，一旦作者予以调整，那么必将导致《白发》的时间提前，或《联剑》的时间压后。无论采取何种对策，对于整个“天山系列”都牵连甚大：如果动的是《联剑》，则《萍踪侠影录》等作品不能不动，而“土木堡之变”作为《萍踪》的重要情节，又是“动不得”的；假设动的是《白发》，则历史背景的变更，也必将会使该书丧失许多人物与情节。考虑到作品中最重要的“历史氛围”，恐怕也只好以牺牲“历史年代”为代价了。 　　（七）《女帝奇英传》 　　在评论此书之前，笔者想先援引一段梁羽生觉得很恰当的内容简介：“……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诡奇浪漫事迹，但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陈晓林《简介梁羽生及其〈女帝奇英传〉》，《台湾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有种观点认为，此书的主角乃是武则天。然而从这个简介里，我们不难看出，“本书主角”四字所指显是李逸。　　还有观点认为，此书是梁羽生受了“左”的思潮之后，为武则天写的翻案作品。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写武则天，梁羽生曾经在《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文中解释道：“我之写她，是因为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我写她建立特务制度的过错、罪恶，但也不抹煞她善于用人等的政治才能。”由此可见，虽然梁羽生的确以一种崇敬的态度写了武则天这个人物形象，但他的创作动机是“还原”与“不褒贬”，而非纯粹的“为她翻案”。　　接下来就要谈谈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了。　　上官婉儿、武玄霜、长孙璧，三个不同性格不同立场的女子，同时爱上了李逸，可最后看似胜出的人却偏偏是条件最差的长孙璧。然而，长孙璧是否真的是最终的胜利者？笔者以为，这就是此书最值得品味之处。李逸内心中真正喜欢的究竟是谁？首先可以一眼看穿的是绝非长孙璧，他们的结合其实等同于父母之命，是由长孙钧量临终时的恳求所决定的，故李逸对她更多的是一种照顾之情。然而也不是武玄霜，乍看起来，李逸与她像是卓一航与练霓裳的翻版，实际上却非如此。前者立场的对立较后者更为严重，并且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放弃自己立场的想法，这与卓一航肯为练霓裳放弃掌门之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也许，可以这么表述：李逸对武玄霜的态度，始终是以感激之情居多。那么上官婉儿呢？李逸所深爱着的，是不是她呢？恐怕也不完全是。在故事的开始部分，李逸对她确有一种朦胧的爱情，所以他知道婉儿留在武则天身边才会那么痛苦；可是故事发展到最后，他在与长孙泰的几句话中却明确表示自己已无意再与上官婉儿在一起了。这种心态的转变，即使有外在环境的作用，却依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李逸没有坚持追求感情，正是因为他对她们每人都有一种复杂的割舍不下的感情，这使得他最终对谁爱得都不足够深，因而始终处于徘徊阶段。　　在故事的结局部分，李逸带着不尽的伤感死去了。这虽然也许正是他最好的归宿，但却在梁羽生的创作历程中，开了一个先河。　　若说本书与《大唐游侠传》情节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笔者觉得首先就体现在结尾部分，男主角无一例外的死掉了。虽然李逸死得凄惨，段圭璋死得壮烈，但就其对读者的打动程度而言，恐怕是不相上下的。而《女帝》作为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大唐》之前的一个尝试。因为从时间上看，《女帝》完成连载时，《大唐》还在连载中，很可能是梁羽生觉得这种收场模式反响不错，才最终决定以睢阳之役作为《大唐》的结局。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些读者认为“《大唐》一书结尾过于匆忙”的合理解释。　　说《女帝》是《大唐》的尝试，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论据可以引用。第二十九回中，李逸将返中原前，令儿子李希敏拜夏侯坚与裴叔度为师后，梁羽生写了这么一句话：“后来他的儿子成为一代大侠，一代国手，名满天下，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远胜于他，这是后话，按下不表。”但这段所谓的“后话”究竟在哪里，笔者却并未查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梁羽生后来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大唐游侠传》上，终于将这个伏笔忘记了。也就是说，《女帝》在梁羽生潜意识中的地位或许并不是很高，至少不如《大唐》来得高。　　《大唐》系列共有三部，《女帝》却并无后续，从数量上来看似已可说明问题——梁羽生对自己喜欢的作品，总是不厌其烦的写续。这个结论我们也同样可以非常轻松的从“宋朝”（《狂侠·天骄·魔女》）“明朝”（《萍踪侠影录》）与“清朝”（《七剑下天山》与《白发魔女传》）三大系列上总结出来。　　又及，梁羽生还写有《武则天是否淫妇》一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 　　（八）《云海玉弓缘》 　　我们应如何看待金世遗这个人物形象的转变——梁羽生最终将金世遗塑造成一个“大侠”的形象，这种做法曾经遭到许多读者的诟病。　　笔者以为，分析一个人物，常用的方法不过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于某部作品进行分析，以得出作者当时的水平；另一种则是宏观的看待，联系续作以及作者本人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发言来做分析，从而得出作者的思维变化轨迹。鉴于目前对于此书的读解相对较多，所以笔者打算在此尝试以第二种手段来处理问题。　　当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被问及：“您写了三十五部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人物，谁最能体现您的‘侠’思想？您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时，梁羽生是这么说的：“张丹枫吧，比较理想。我喜爱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还是好的。一个作家也不能老是扎堆一个吧，所以有时候我也变一下。”从这里能够看出，梁羽生对于金世遗的定位，其本质上是与张丹枫遥相呼应的。所以二者最后殊途同归，从作者的立场来说，应该可以认为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是金世遗转变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很多人都会像喜欢《神雕侠侣》中的幼年杨过一样喜欢《冰川天女传》中的金世遗，因而对作者在此书后续作品中将金世遗的形象处理成一个“大侠”表示不理解或难于接受，但就社会导向的角度而言，立足现实的梁羽生的这种处理却是正确的——人终归是在不断成熟着的，所以金世遗会变得保守，只不过是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孩子最终变成了一个大人而已。说到底，天真的“老顽童”也不过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即如《神雕侠侣》中周伯通的登场，也无非是作者为了反衬杨过的变成熟。不论我们喜欢的是一个怎样的金世遗，我们都应该看到一个成熟的金世遗，一个活生生的金世遗。　　所以，金世遗的“大侠化”，其实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的，尽管反响很糟糕。一个作家，无论他本人是如何的才情横溢，落实在纸面之后，最终起作用的都是他的人格力量，即人文精神。也就是说，人格不止决定文格，更决定了该作家能在“文学”这座大山上最终达到的高度。　　诚然，《云海》给了读者们太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其失败的续作“一棍子打死”。实际上，作为一部单独的小说来看，《冰河》在梁羽生整体创作水准中可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只可惜多数读者都是读了《云海》后慕名去读《冰河》，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冰河》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一部武侠作品，却因为给《云海》添了一个尾巴被骂到现在，这一点常令笔者感到遗憾。因为笔者本人就是先读《冰河》而后看《云海》，因此对“不破不立”这句话感触尤深。我们绝不能只看到一部作品“破”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立”的价值才好。任何一部作品，于作者本人都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不过，作为续集来说，《冰河》与《云海》间确实存在许多衔接问题，这一点显然是无法回避的。例如，两只《云海》中已被孟神通击毙的金毛狻到了《冰河》中又莫名其妙的复活、历胜男全家被灭却又多了个侄儿之类，想来作者当年写作《冰河》的时候，一定也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属吧。　　注：金世遗的原型很可能是年轻时候的金应熙。金应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书时曾选修过他的“中国通史”课程。根据梁羽生在《杂写金应熙》、《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两篇文章的叙述，可以看出他眼中年轻金应熙的形象基本是玩世不恭、幽默风趣的，与他笔下的金世遗可谓相似非常。 　　（九）《大唐游侠传》 　　同《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过分强调爱情的作品比起来，这部小说展现给我们的，乃是一曲慷慨激昂的英雄悲歌。这并非是那种“一夜白头”的黯然，而是一种“金戈铁马”的震撼！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过分的说，这是梁羽生第一部完整体现他的家国情怀的小说，一个作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贯穿着这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爱国情深、哀国残破——那是一种极浓烈的哀伤。　　这部小说正是作者压抑多年的爱国情感的一次完美爆发。当是时也，群雄割据，所有的汉族军阀、甚至绿林人物都在忙着扩大自己的势力，唯有正统的王朝却岌岌可危，而在那遥远的长城的另一边，敌人的铁蹄已将踏入中原！当铮铮战鼓响起之时，每一个有志男儿都会踏上征途，义无反顾的驰骋于沙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一切儿女私情、国仇家恨都应统统抛开——这才是梁羽生以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真正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七剑下天山》中本来已有了模模糊糊的痕迹，在《萍踪侠影录》中已可以很分明的看到，但也许梁羽生是想慢慢的再积累一阵子，之后作一次痛快的宣泄吧，自《萍踪》而至《大唐》，所有作品中的爱国之情都被做了淡化处理，只是偶尔以叶成林劫了官军的粮饷却又送回前线，只为了让国土不受异族践踏、人民不受战乱（《散花女侠》第二十七回）这种面貌略略出现，却终究再无金戈铁马之音。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直到小说结尾处才正式登场的张巡、许远二人共守睢阳之事，直到宋代还在被文天祥称赞着，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可想而知。有一部分读者认为“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虽然突出，但叙事却不免过于罗嗦”，对于这种观点，笔者的看法与查礼对文天祥这首词的评论可谓如出一辙：“……盥洗读之，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势，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虽辞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气概论，未可以字句求也。” 　　梁羽生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武侠小说家，当然不会是所谓的“忠臣”，但他却继承了古之“忠臣”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把这种情怀引入武侠小说中，试图通过这种通俗的文体来唤醒每一个读者的爱国主义激情。所以在气势上，他与“忠臣”是颇近似的，因而查礼“未可以字句求”的观点用在梁羽生作品上也可以说是合适的——我们阅读时需要的是感动，而不是刻意雕琢的虚假的句子。　　武侠是一种文学，文学不是射覆猜谜。通过追求语言表述方式的异化来为整个作品带来活力的手段固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却应该同时配合作者最真实的感受与敏锐高明的审美眼光来达到这种效果，而不能仅仅流于表层。这里不妨以武侠文学中的一个经典现象作为佐证：古龙的成功并不在于单纯的“古龙体”，而在于他以这种体裁写出了他自己的人生感悟。那些一味模仿“古龙体”却无创新意识的作者们，最终也只会流于形式而已。又或者，从诗词的角度来证明此观点：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句子，意思明显简单，也无修辞可言，但却能够轻易的复现于当前——这正是因为作者用了最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最直观的感受。所以，只要作者所使用的文字还有人在继续使用，则这种感受就一定可以被他相隔千年的读者领会到。　　沿着这个思路推论的话，梁羽生的作品也一定会绵延不绝的传下去，不会有任何中断。 　　（十）《狂侠·天骄·魔女》 　　这部小说及其续作《鸣镝风云录》是梁羽生全集中仅有的两个超长篇。乍看之下这部小说的名字很容易给我们一个印象：这是一部有三个主角的小说。但实际上作为主角同时也是线索人物的“蓬莱魔女”柳清瑶却被排在了最后，而三人中最不出彩的“笑傲乾坤”华谷涵（即题中所谓“狂侠”）却被摆在了第一位。　　梁羽生同时以女性做线索人物与主角并非史无前例，他第一次这么做是在于承珠（《散花女侠》）身上，只是最后被张丹枫抢了风头没获得太大成功。实际上用女性做武侠小说的主角，很大程度上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女主角很容易就被男性化，尤其是在像梁羽生这样强调国家与民族意识的作家笔下。作者本人大约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一上来就把柳清瑶写成了一个豪爽的女子，这样就基本上不会走形了。不过有一点非常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小说在叙述时始终没有用主角的名字“柳清瑶”，却取而代之的用“蓬莱魔女”呢？在另外两位主角（华谷涵、檀羽冲）身上也同样存在此问题，着实令人费解。　　小说中的两位男主角，一个塑造得及其成功，另一个却彻头彻尾的失败了，这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在华谷涵身上我们依稀还可以看到张丹枫的影子，那大约是因为这是梁羽生又写起了“名士型侠客”的缘故，虽然之前经历了唐经天、李逸这两种尝试，但仍然没有从心理上摆脱张丹枫带给他的干扰。所以这三个人物形象与张丹枫始终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们虽然也吟诗作对、也胸怀天下，但却始终不如张丹枫那样来得自然。这是因为后者身上凝聚了梁羽生几乎全部的梦想与理性的思考，他很早就已经找到了“自己思想”与“名士型侠客”的最佳契合点，所以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突破。这就使得从表面看来，梁羽生彷佛只是为了写个名士而写他们。他们的差距不在描写的手法是否高妙，在于思想内涵的高下之别。　　另一位“名士型侠客”檀羽冲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有可能与张丹枫比肩的形象。他的成功并非在于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超越了张丹枫的思想内涵，而是因为他那独特的身份。笔者曾见到许多读者拿檀羽冲与萧峰（金庸《天龙八部》）来做对比，因为他们的立场实在是惊人的近似，所以很多读者就认为只要拿他们做对比就能分明的看出这两位作家思想上的差异来。在此，笔者无意全面否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本身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很有可能得出管中窥豹的结论——我们是否可以仅仅凭借“檀羽冲和萧峰都写的很好”这个命题，就推导出类似“名士型侠客不用悲剧就写不好”这种明显的谬论呢？　　令人遗憾的是，梁羽生晚期写了一部同样以檀羽冲为主角的小说《武林天骄》，却给了这个人物形象很大的损毁。或许，作者是应另写一新角色的，因为檀羽冲在这两部小说中，人物形象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单从身世来说，《狂侠·天骄·魔女》里，读者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具有皇族血统的胡人贵族，所以见到他挣扎于宋金之间，便愈发的容易佩服他。因为，抛开两国各自的是非对错不论，读者可能会觉得做为一个异族，他是有着弃暗投明的进步思想的，或者说是具有要求和平的重要理念的。因此读者们才会经常的拿他去与萧峰做比较。而在《武林天骄》里，因为母亲具有了岳飞的血统，檀羽冲一下子变成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交叉点，“一边是父亲的国家，一边是母亲的国家”。于是他徘徊于两国之间而难于抉择，就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最后也只能祈求和平，因为无论哪边灭亡了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打击。这样一来，虽然他个人的痛苦被加深了，可是他原本具有的为万民谋和平的思想，却无形中被削弱了许多。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6/02/04 12:05

江湖三女侠

（十一）至（十五）
　　（十一）《飞凤潜龙》

　　三十五部小说中，这是最奇怪的一部。并不是因为悬念占据很大的比重，而是因为主人公身份的选择出人意料。从主人公身份的角度而言，这部作品也可说是《武林天骄》的一个尝试，或曰一次铺垫。这部作品的大获成功，坚定了梁羽生继续选取少数民族人士做主角的信念。
　　合上本书之后，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梁羽生放弃了以往的‘汉统’而选择了一个蒙古人，这太让人吃惊了。”可是，梁羽生“已往”真是“汉统”吗？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持否定意见。事实上，自读过《江湖三女侠》后，笔者至今仍在诧异，那些认为梁羽生“拥护汉统”的人，莫非全都没有读过该书？又或者他们忽略了唐晓澜其实是康熙皇帝的私生子这个问题？在该书结尾时，唐晓澜接任了天山掌门的位置，或者说，天山派已经开始由满族人执掌门户了，而且这个满族人还居然是具有皇室血统的。通过阅读之前的其他几部小说，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印象，即“天山派在唐晓澜之前，历来是反对清朝统治的”，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梁羽生拥护汉统”的话，那么此刻那被拥护的“汉统”又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显然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以为其关键就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如果前提不正确，那么即使推理正确，结论也会是错误的。而这个在笔者看来很值得怀疑的“前提”就是：梁羽生坚持“汉统”。
　　何为“汉统”？这个词的本义应该是“汉朝的统治”，后来逐步引申成了“汉人的风范”与“汉人的统治”。例如唐朝时提出的“唐承汉统”这种学说里，就主要指“汉人的风范”而言。因为虽然只有上古三代才是“圣人之制”，但由于史料的不充裕，很难细致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汉代“去圣未远”，上古三代的圣人之制会被汉人继承下来，故而学习汉人就是学习上古三代的圣人之制。这里唐人所学习的显然是“风范”或“制度”。倘若梁羽生真的强调“汉统”，那也绝不会是这个“汉统”概念。至于第二种理解“汉人的统治”，则主要是就“华夷之辨”而言，该意识经常体现于汉族文人的作品里（如“胡虏”、“鞑子”、“倭寇”等词），因而也可算作一种文化心理差异。不夸张的说，这种“汉民族自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自清朝确立统治地位后就未曾消失过，并且一有机会就重回世人眼前，如太平天国斥清人为“妖孽”、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现今一般认为梁羽生所坚持的“汉统”，似乎即是指此。然而，笔者在之前已经指出，无论谁也没办法否认，梁羽生的小说在总体上是严格遵循历史的。他小说中的历史并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假设他有要强调“汉统”的想法，那么就一定要在书中可由作者肆意变更的地方强调，而不会是他无法变更的统治阶级。可是，由上文唐晓澜的例子已经证明，连梁羽生最钟爱的天山剑派都没能延续“汉统”，那么他本人又岂会是“汉统”的拥护者呢？何况，唐晓澜的儿子唐经天，还在清政府的“金瓶掣签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维护了清朝对于西藏的统治地位——这也从侧面表明，梁羽生其实是在肯定清政府对于中国的统一。
　　事实上，梁羽生笔下的英雄与侠客，历来都是抵抗侵略、反对暴力、寻求社会稳定的，而绝不愚忠于某个王朝。他们反抗的仅仅是粗暴的政策与野蛮的侵略，而对于各民族则始终持接纳包容的态度。这里不妨拈来三个例子证明上述问题：第一，《女帝奇英传》与《萍踪侠影录》以及其他许多作品里，都曾反复提出“为一家一姓争夺天下是否值得”的问题，而主人公们的最终回答全是否定形式。第二，《江湖三女侠》中唐晓澜与冯瑛的例子，从二人所属民族的角度而言，是满汉结合；更早些的例子，还有《塞外奇侠传》中杨云聪与纳兰明慧的结合、《七剑下天山》中易兰珠与张华昭的结合。第三，《飞凤潜龙》中鲁世雄与独孤飞凤，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跨民族结合，而孟中还与独孤飞凤的爱情，同样也是跨民族的。由此不难总结出，在作者的早期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观点，其实就已经是民族融合，而非骄傲的“汉统”。也就是说，“民族融合”的观念其实贯穿了梁羽生的整个创作历程。他从未存在过“汉统”思想。
　　至于，缘何梁羽生会有这种民族融合的观点，笔者觉得要归功于他在大学期间跟金应熙先生研习过的“四裔学”。那是一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涉及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变革等许多方面。正因为梁羽生对少数民族有着很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较之常人更能捕捉到他们的可爱之处，也更容易接纳他们。

　　（十二）《游剑江湖》

　　在正式谈及这部小说之前，笔者想先解释一下自己对于梁羽生创作时期的划分方式。
　　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梁羽生与金庸不同，经常许多作品同时连载，这种写作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划分创作时期的困难，许多作品彼此间都存在交叉的创作时间。因而笔者的划分方式是相对笼统的，并且由于无法详细考证出每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因而只能全部以连载时间做划分依据：
　　初期以探索为主，不断借鉴西方的作品，例如《七剑下天山》，时间跨度在五四至五七年间。考虑到梁羽生曾经在报馆工作、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事实，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进入最佳创作期的速度应该相对快捷，所以笔者划分出的早期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依据是这个时间段内作者以在历史背景下写情为主，所以此时期内的三部作品都可当作经典的爱情小说来读，即《塞外奇侠传》、《白发魔女传》、《江湖三女侠》，时间跨度是五七至五八年。中期的时间跨度比较长，自五八年至六九年，在此时期内，作者每隔两年左右推出一部场面宏大的历史武侠小说，依次为《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大唐游侠传》、《狂侠·天骄·魔女》；在写作历史武侠小说的同时，也为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写一些带有穿插点缀性质的作品，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云海玉弓缘》；另外也没有停止对于小说结构的探索，三个短篇都以悬念取胜，且情节错综复杂，即《还剑奇情录》、《冰魄寒光剑》、《飞凤潜龙》。晚期自六九年至至八三年，更加漫长，这一时期里作者很少再碰触历史，并且再度转向对于人类各种情感的深刻挖掘，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失却了最为精彩的历史描写（因而常被评论者忽视），却最能体现作家对于社会的观察与反思，并且由于笔法的老练，书中出现动人场景的频率也较之前大为增加，如《游剑江湖》、《广陵剑》、《武林天骄》等；同时也没有忘记之前写作短篇时积累的经验，于创作中逐渐提高悬疑的比重，终以《武当一剑》为收笔之作。
　　在梁羽生后期创作的武侠小说里，笔者觉得要属这一部和《广陵剑》最为出色。后者胜在平淡中隐隐蕴含哀伤，而前者则不但将这种哀伤浓烈化，甚至有些表面画了——只要顺着作品读下来，自然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是不需要品味的，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等着读者去体会。
　　在本书的主角上，梁羽生第三次选择了女性，也许是因为这段故事用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能得到更动人的效果吧。此时，梁羽生小说创作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爱情”上了，可能与上了年纪导致心态的转变有关。
　　云紫萝这个人物形象，笔者觉得可说是梁羽生小说中塑造最完整的“女性”形象，而不再是单纯的“女侠”了。为什么会如此说呢？这是由于云紫萝登场时那与众不同的身份决定的。不妨想想下面这些女子们吧——柳梦蝶、哈玛雅（飞红巾）、纳兰明慧、练霓裳、吕四娘、云蕾、桂冰娥（冰川天女）、云素素、于承珠、上官婉儿、武玄霜、长孙璧、凌云凤、厉胜男、谷之华、华玉、史若梅、史朝英、聂隐娘、柳清瑶、独孤飞凤、云瑚、赫连清波……
　　与以上这些女子比较起来，云紫萝的出众之处何在？笔者的答案是：在于她独特的母亲身份。
　　试问，在梁羽生之前塑造的诸多女性人物中，有哪个是以母亲的姿态被作者描写的？诚然，上述这些女子中的确有一些最后成了母亲，可是梁羽生着重描写的却是她们成为母亲之前的经历。其中比较特殊的，是长孙璧与纳兰明慧，然而对于前者的母亲的身份，梁羽生也没能给予过多的笔墨，而是把重点都放在了她对李逸的感情上；至于后者，虽然在《七剑下天山》之中着重写了她作为母亲的难处，但从通篇的角度看来，所花笔墨也是有限。这种对于女子形象描写的缺失，于梁羽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才有了《游剑江湖》这部回肠荡气的作品。云紫萝的人生历程，虽然以坎坷居多，但其中也并非没有甜蜜。虽然她受骗嫁给了杨牧，可是也遇到了如缪长风这样的知己，但她深爱着的，却还是孟元超。为什么云紫萝会有这样的人生？那是因为她在做出每个选择之前，都要考虑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形象恰恰也就体现于此。在这部小说中，云紫萝绝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女侠，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一个有许多顾虑的平凡女子。
　　惟其如此，才更动人。

　　（十三）《广陵剑》

　　有人喜欢喝茶，看到鹅黄夹着碧绿，品出苦涩透着清香，不禁神清气爽，感慨万千；有人喜欢饮酒，独酌群宴，令人顿生豪气，傲视天下；也有人只是喜欢白开水，晶莹纯正，不可一日无之。
　　梁羽生不但是公认的“第三种人”，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曾经说过：“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足矣。”（梁羽生《著书半为稻粱谋》）倘若能将“白开水”抽象的认为是一种风格的话，那么在梁羽生的作品全集里，恐怕只有《广陵剑》完整的体现了这种风格。这是作者仅有的一部“没有着意表现自己思想”的武侠小说。没有了英雄们怒发上冲冠的家国之恨，也没有了豪杰们惊天动地的所作所为，有的只是陈石星那一段绵延的感情，恰像是一杯清水，只带着一缕淡泊婉转的哀怨。
　　从两个角度而言，《广陵剑》与《边城》是依稀有些相似的。就如沈从文在《水云》中所说：“我的新书《边城》出版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充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作者的每一部都有其思想内涵，只是在于读者是否能很好的理解。笔者敢说，迄今也没有谁真能把这部给读懂、读透，因为谁也“不大明白”作者“写它的意义”。这是二者的第一个相似。
　　另一个乃是风格的相似。作品不仅仅有着清新淳朴的自然美，还有着一种巧妙的幻想美，并且，作品同样都在通篇忧郁色彩的笼罩下，令读者于诗意般的美感享受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某些真谛。就本作而言，实是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要旨，但同时也损失了早、中期作品中的“张扬”，缺少了那种冰河洗剑的气魄、亦狂亦侠的卓然，还有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上述元素的消失，使得本作在总体上看来未能形成较“野蛮”的冲击力。虽然作品最终仍能以哀怨打动读者，可是无法掩盖作者对“宏观”叙事疲惫与拒绝的事实。
　　梁羽生后期的作品多所创新，而且许多都是能够真正打开他的心灵的钥匙。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人生思想已基本定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自称的“想象力过了五十岁就开始衰退”。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写出来的，更多的必定是他对人生进行深刻思索后的结晶，而不再是他的梦想。
　　笔者曾听人说过一种观点，认为陈石星的原型就是梁羽生自己，仔细琢磨这个说法，似也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梁羽生的真名是陈文统，姓氏上相同；其次，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籍贯上相同；最后，陈石星之入于武林，可说是缘于一场无奈，这与梁羽生的经历又是颇相似的。
　　然而，如果这个说法真的成立，那么就未免令人有些不寒而栗了。倘若本书真的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作者的自传”，那么就会有很多必须直面且无法解释的问题。首先便是陈石星的黯然死去，其次则是全书自开篇起就具有的哀婉风格。陈墨先生在《重读梁羽生》（《武侠小说》２００６．１）里说：“我甚至想，梁先生或许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心灵世界其实别有洞天，只不过至今仍无人获得其中的确切消息。每一次发现梁先生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抹哀伤神色，我都暗自心悸，却无能找到心扉的钥匙或密码。”这句话是否亦可当作“自传说”一个极好的证据？
　　广陵散昙花一现，广陵剑流星陨落。
　　“广陵”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梁羽生究竟想让他的读者在此书中，分享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他哀伤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是笔者所无法回答的。

　　（十四）《武当一剑》

　　这部小说虽然是作者封笔之作，却仍然是有所创新、有所延续的。
　　最明显的创新当然是表现在情节上的。由于作者刻意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使得作品中悬疑的比重大为增长，头绪也相应变得很多，乍看之下很有些台湾武侠作品的样子。罗立群先生曾经在一篇关于古龙的文章中说：“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罗立群《江湖一怪侠》）平心而论，在梁羽生部分作品中，的确存在这么一种“高原现象”：开篇不久便达到高峰，此后剧情便呈一种“波峰不太高”的波浪式起伏。然而这部环环相扣的小说却显然不存在此问题，而是不断从原有的悬念基础上派生出新的悬念，经常发生情节的急转直下，又往往在看似步入死胡同时突然变得柳暗花明。可是，作者虽然将情节变得更加曲折，但同时也因为追求“出人意料”而产生了许多“突兀”，例如小说结尾东方亮的自宫，虽称不上“不合情理”，却未免有些不近人情。
　　这部作品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书中人物的互相猜忌与居心叵测，使得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够“正派”。牟苍浪、牟一羽、东方亮、不歧道人（戈振军）等这些最终被证明为“正面形象”的人，性格无一例外的存在缺陷；而以王晦闻（聋哑道人）为首的诸多“反面人物”形象，却又都不约而同的存在着良善的一面。这部作品中无论正面或反面的人物形象，都很接近“云舞阳”这个早期融正邪于一体的经典人物形象。作者在对这些形象做处理时，都是通过“令其存在某种性格缺失”而使之变得血肉丰满的。通过正邪不分的定位，使人物形象大批量变得生动且立体，即是本书的第二个创新。
　　上述的两个“创新”，虽可谓是神来之笔，却也自有其传承性，或曰是在“延续”的基础上实现的。这部作品在情节的变化繁复上，延续了《飞凤潜龙》的模式，不到最后一刻真相绝不大白于天下；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遥遥传承了《还剑奇情录》的思路，与主角存在不可调和矛盾（如不歧与耿玉京实有杀父之仇）或处于对立位置（如东方亮偷学耿玉京剑法）的人，并非一定就是反面角色。
　　小说的另一个“延续”，在于作品中的“速配”问题。梁羽生所有以“大团圆”模式收场的作品，都是通过“速配”实现的。并且这些“速配”的痕迹往往是很明显的，例如此书中耿玉京与西门燕，就都具有“速配”的性质。“速配”现象，最早似乎能够追溯到《江湖三女侠》中的冯琳与李治，或者《萍踪侠影录》中的云重与澹台明镜，无论怎么都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
　　那么，这种“速配”现象，究竟折射出了作者的一种什么心态呢？显然，这是作者的一种对于“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期盼。然而有趣的是，综合梁羽生整个创作历程看来，他出类拔萃的作品除了《萍踪侠影录》之外，全部都是以“悲”收场的，有些是“悲剧”，而有些则是“悲壮”。诚然，悲剧很大程度上更能打动人，然而梁羽生却无意于总是展示生命中令人伤心的一面。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作家，他潜意识中要展现给读者的一定是人生中美好的一面，而不是消极的另一面。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最美好一面”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梁羽生似是理解为“每个人都有归宿”。笔者这个猜测源于梁羽生大学时的专业课：经济学。如何才能使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学所说的“人”，不仅在人格与地位方面平等，而且一般不考虑纯粹工作、岗位职责以及个人专长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层次差异和隶属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在经济学里，“人”具有等同性。因为该假设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并且人们并不是关起门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物物交换中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在交换中保持清醒，放弃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的利益，转而追求其他能到手的利益。若用一个词来做概括，便是“相时而动”。虽然，感情做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是无法用经济学的方式来做精确计算的，但却可以借助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以求得一个最佳模式。这个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梁羽生笔下的“速配”局面其实是暗合的。首先，被“速配”的人物和经济学里的“人”一样，居于平等地位；其次，他们并非孤立，而是同处于一个大环境里活动，类似于不断的进行“交换”；最后，他们都放弃了原先的爱人，转向追求“第三者”。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不爱自己的人，而选取了深爱自己的人。对于爱情而言，恐怕也只有在这种双方都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最大收益”了。

　　（十五）题外话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题外话其实是沈祖棻先生当年讲宋词时的见解，今日被笔者套用到武侠作家们身上了。
　　我们读了部分梁羽生作品后，很容易得出以下两个意见：第一，梁羽生是一位武侠小说家。第二，梁羽生爱写并且也善于写家国情仇、男女爱情、行侠仗义之类的故事。这是对的，却又不完全对。
　　今天我们说一个作家是武侠小说家，其意思大概也不外乎两点：一是他只写武侠小说，不写其他样式的作品，或者虽写过却并未流传，读者所能见到的仍然只是他的武侠小说；二是他也写过许多其他样式的作品，并且我们也能阅读到，但认为只有武侠小说写得好，在作者而言最具有代表性。根据这两点，或者说主要根据第二点，我们就称他是武侠小说家了。
　　但这只是我们的两种看法，实际上并不见得全面。因为众所周知，梁羽生在创作武侠小说之前是在报馆工作的，并且他也有着“楹联学家”的称号，也写了不计其数的联话、棋话等一类随笔性质的文字。何况，现今被称作武侠小说家的作者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只有武侠小说传世的之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其武侠小说最具有代表性”而被我们称为武侠小说家，并不称为诗人、散文家又或者杂文家。我们据以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武侠小说家的标准，主要是艺术的。但就现在的许多资料看来，学者们论述一个武侠作家的时候，往往只是着眼于他的武侠成就，而把其他成就认为是与“武侠成就”无关的东西一笔带过，更有时甚至连提也不提。这就使读者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们只会写武侠小说，而在其他文学领域却毫无建树一样。
　　上述这种错觉又经常导致另一种错觉，即认为一个作家的某些作品既然可以代表其全部创作，那么其武侠小说的题材与主题，也必然可以反映这个作家全部的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思想感情，因而也就可以从这一点着手对之进行全面评价。实际上，这无疑是一个更严重的思想误区。笔者并不打算否认如《萍踪侠影》、《大唐游侠传》等作品在梁羽生小说中的典型意义，然而作家们将一些思想感情融入到武侠小说里，只不过是因为武侠小说在他眼中更容易表现这种思想感情而已，并不是说他除了写下来的这些思想之外就是一具空壳了！更不是说除了被他写下来的这一类事情外，就再也没有被他们所关心注意的、更广泛的、更有社会意义的、更愿意反映的事情了！仅仅从一个武侠作家的武侠小说来对他们进行评价，恐怕是难得全面、难得公允的。
　　鲁迅先生告诉我们，论人一定要顾及全面。他当时举陶渊明“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为例。而且笔者这篇“长文”中也确有不少观点是从梁羽生的“随笔”中得到灵感、得到论据的，所以，笔者在此由衷的建议各位读者去读一读梁先生的“非武侠作品集”（散文集、随笔集等），相信大家必会各有所得。

作者: 觇君侦探 发表时间: 2006/02/04 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