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报上几篇关于语文的讨论文

武念青

【转】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      BY马智强
2008-12-15 08:03　来源：光明日报

    三十年前,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十五年前,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五年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语文问题的解决是愈来愈紧迫了!

　　语文界的同仁一直在不懈地探讨语文的出路。三十年时间,有关语文的出版物多不胜数,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最时尚的理论给语文教学诊治疾病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可是语文还是重病缠身。也许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汉字、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现在通行的文本解析的教学方法是从西方传入的,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不切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打上鲜明的“中国制造”标记。为此,我们有理由把目光转向弃置已久的传统教育。

　　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就是语文教育,但实际上两者却大异其趣。传统教育,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人格操守培养,秉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来教育学生,以期最终“化民成俗”,建设一个有利于“建国君民”的社会;现代语文教育注重的是学好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个工具来学习各种人文科目和自然科目,参与社会生活。简单地说,传统教育重在“传道”,而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传统教育有一套沿袭两千多年的主干教材,这套教材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接触到系统的文化。而现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却时时翻新,忽而“姓”政治,忽而“姓”文学;忽而重名文,忽而又讲实用,始终“居”无定所。传统教育,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是指导兼督导,学生的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不过数年,不但对中国文化能入其门墙,初涉堂奥,而且自然“习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语文教育,老师充当主角,学生是配角,课堂上,老师占用大部分时间,滔滔而讲,学生枯坐堂下,恹恹而听。课下,老师疲于备课批作业,学生题海苦渡,教学双方如牛负重,怨教怨学“蔚然成风”。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考题要求学子站在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修身治国有关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也以考试为动力,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所出题型大多是文字的片断,引导学生注重语文的细枝末节，这既严重阻碍了语感的形成,又远离了文化。以上所述是两者区别的荦荦大者。最后的结果是明显不过的,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虚掷年华,十数年过后依然是“大多数不过关”(吕叔湘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生疏、淡漠。换言之,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认同心理,更别说亲近感、眷念感,由此弱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因此很大一部分精英学生负笈海外后,便毫不犹疑地选择留居异域。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是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是继承的最大障碍。科学地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恢复文言的应有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百年前,文言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它是记载传统文化的工具,传统文化既遭贬黜,文言也罪责难逃,在一片声讨中被迫逊出历史舞台。二是文言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所以要故意造成它的烦、难,不让民众介入。三认为文言是“僵死”的,难懂、难学,白话是鲜活的。要开发民智,就必须废止文言提倡白文。三种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文言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因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各地的人操不同的口音、用不同的词汇、甚至不同的语法，根本无法交际,只能靠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来交流。所以是中国的国情选择了文言文,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莫大功臣,把历代统治者推行文言归因于利己的统治,这是滥用阶级分析。其次,旧时代民众之所以不能掌握文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受压迫,教育未能普及,与文言的所谓“难”学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当年文言的遭贬遭弃,虽然是社会革新浪潮所致,但确是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

　　对于文言还有论述的必要。这种书面语存在至少三千年了，它的优点在于端庄文雅。传世的文言文几乎都是“思无邪”的,尤其是儒家文章,符合明道、传道的传统,历代都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辞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其次是简洁精炼,妥帖适宜、字无可删、句无可削是它的行文标准。其三,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意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探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作用是饶有启发的。当年斥文言倡白话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哪个没受过文言的熏陶?文言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字功夫,所以一旦改写白话(注意:他们可没上过新式语文课),个个都是圣手。毛泽东、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是这样,他们自幼饱读经史,改写白话,无论政论、散文、诗歌都能盛行当世,垂范后昆。凡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钱钟书、吕叔湘等人,他们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文言的底子。这足以说明,文言能使白话的表达更简练、更贴切、更精致、更丰富。朱德熙先生曾感叹上世纪50年代后培养的学生“窄”和“漏”,我猜想这与文言的失势失尊不无关系。时下,母语使用的环境很为严峻。传统文化的背景已完全隐去,一些浅显的文言词语已难倒了许多学人;各种粗俗鄙陋的话语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大部分人字写得七扭八歪,错别字连篇,孩子造句闹出“我的童年很性福”的笑话,高中生写出“腊炬成灰泪屎干”的尴尬,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每况愈下。新一波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正向我们涌来,而且是大范围的、空前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彻底改变语文的生存状态。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语文界和学术界一直在为语文诊脉治病,但收效甚微,似成绝症。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中央就对整理我国古代典籍发出指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寄予厚望。我们何不折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呢?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它造就了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文化人,其中含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大家”,它使得一个悠久的民族有了精神的文化寄托,它使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新时代的语文教育,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汉字、汉语、汉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回归传统,就能使它们并驾齐驱、齐心协力，承续教育传统，再为中华文明铸造辉煌。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拖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量蒙学读物、国学书籍已在出版;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私塾式的教学;古代诗歌散文的朗诵活动此起彼伏，使人感到人心思“归”的涌潮已经出现。万舟待发,只欠东风。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我们深信,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语文的沉疴顽症一定会彻底治愈,一定会为中华文明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武念青

再谈回归传统     马智强　
2009-02-09 09:18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去年12月15日，本刊于头条位置刊出《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一文。文中，作者马智强先生就中学语文课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刊出后，不少热心读者以电话、电子邮件或写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就马先生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我们从中选取两篇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连同马先生的回应文章一并发表，意在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深化我们对传统文化之当代性的思考。



　　拙文《语文的出路:回归传统》(以下简称《回归》)刊出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对这些不同的意见,我都表示欢迎。特别是反对的意见,能促使我更全面、更理性地思考问题,去寻找更合理的答案。有文章批评我有“偏激的复古倾向”,还要《光明日报》对此“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国内语言文字运用的空前混乱、语文地位的下滑低迷、优秀文化传统的后继乏人,这些倒是要忧虑要警惕的。

　　吕叔湘先生1964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说:“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闹了三十多年了”。1964年往前推三十多年,就是三十年代初,也就是新式语文大约有最初毕业生的时候,可算算这30年已经误了多少国人?最近,清华大学年过八旬的何兆武教授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中,遗憾地说自己的国学基础差,谆谆告诫年轻人“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文化……的载体都是古文”,“你要继承这个历史的话就非得学古文不可”。新式语文的功效差,何教授是最早的见证者。从1978年吕老再度批评语文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国家面貌沧桑巨变,百业兴旺,独语文教学深陷泥沼不能自拔。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语文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一提到语文就心生怨恨,用“怨声载道”四个字来评价并不为过。有人给语文拟定了最严厉的判词——“误尽苍生”。的确,语文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在我们讨论出路问题的时候,网上一个青年激愤地说:“语文课没有出路,出路就是不上语文课!”请问,还要维持现状吗?,不是太泥“新”不化了吗?

　　文本分析教学生的方法来自西方,西方没有汉字,没有汉文化,它来到中国后,许多语文教师可说是硬着头皮来教。文教界老前辈叶圣陶讲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教师的时候就发现“文言文有讲头,白话文没讲头”。几十年来情况依旧。为了“有讲头”,语文老师拼命要把自己塑造成文章的分析专家、评点专家;为了“讲深讲透”,有的以致“走火入魔”,把原文没有的“深意”、“妙笔”都煞有介事地给“分析”出来了。可以想象这有多难、多费神,要耗去多少时间。就连著名特级教师于漪不是也在今年的《语文学习》上倒苦水说最难教的是语文吗?才智不够或时间不够的,只好把教参奉为至宝。教师分析的内容对学生掌握“工具”来说有没有用呢?可以听听社会的声音,“大多数不过关”已是定评,“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吕叔湘)。叶圣陶、吕叔湘两位先生早就对课堂讲风盛行提出过批评。叶老1978年说:“教师果真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吕老1963年直截了当地讲:“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至少以白话课文而论,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没有当过或短暂当过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人,对语文教学难有切身体会,难有切肤之痛,怨教怨学之状很少体会得到,这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汉字,最近有权威人士强调要加强教育。我在《回归》中曾设想,“小学教育把朗读背诵和教习汉字放在首位”,“考试就考诵读得怎样,汉字写得怎样”,“要设写字课或布置课后练字作业”。(以上引文因篇幅未刊出)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汉字呢?一方面现在汉字处在有史以来最可嗟叹的地位,一方面汉字是整个汉文化的基础。汉字是单音节的文字,随便拿一本《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或看看古诗词、成语,就不难发现它的强大的表现力。文言文也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语的词汇、短语、语法的结构分析的一套都建筑在单个汉字的基础上。汉字学好了(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掌握常用义),则传统文化的学习才算打牢了基础。语文教材把双音节词为主的白话文置之主位,把单音节词为主的文言文置之次位,是完全没道理的。

　　关于“传道”的问题。“传道”是传统教育的灵魂,是立教之本。传统教育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注重气节与操守,注重自我修养,强调道德责任、社会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漫长的历史上,“传道”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使中华文明最优秀的部分留传至今,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新式语文教育忽视甚至丢弃“传道”,它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商业化的社会里更为明显。当然“传道”的“道”也有糟粕部分,因此我在《回归》中提到“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我希望找回“传道”的优良传统,而并没有论及“传道”的具体内容。有的读者搬出“愚忠、愚孝”来责难,又说“传统教育所传之‘道’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道’完全不同”。怎么个“完全不同”?我思忖良久不得其解，只得愧谢不敏。中国三十年来,留学生回国的少,留居国外的多。这与“文革”前直至晚清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的中国,国力强盛,人民富庶,远非旧社会可比。一定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使得大部分留学生“留”而不归。我在《回归》中作了一点分析,是否正确,不敢自是;但有人提出几个留学归来的例子加以反驳,我是不能赞同的。就像说“感冒有传染性”,你举出几个未被传染的例子来,这能说明问题吗?

　　最后,我对五四前后新式语文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合理性、正当性,提一点看法。传统教育关系到亿万国民母语的学习、关系到国家文脉的继承,是国之大事。用一种新的形式取代它,必须慎之又慎。情绪化的、运动的方式都是有害无益的。新式语文教学出现的时代是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喜新厌旧、变法

　　维新是社会的风尚,对变革举措往往缺乏冷静、理智、慎重的考虑,语文变革就是一例。它的出现是很仓促的:一、没有历史先例。在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变革语体、变革教材、变革教法(三变)促进母语学习、促进文化承传的例子。二、没有理论依据。没有先例倒也罢了,在漫长、闭塞、专制的岁月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变革前有必要找到或创出理论依据来,以充分的理由论证“三变”优于传统教育。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理论出现。三、没有实践证明。再退一步,没有理论也行,社会发展史上本多凿空之举。如果在小范围内,经过一

　　轮学制(十二年吧)的试行,确实看到了变革的明显效果,那时再推开不迟。可惜,仿佛时不我待,政府一纸令下,各地就纷纷而动。新式语文教育就在这“三无”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这不符合处理国家大事的通常做法。近百年的事实证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语文课“出路”问题的背景。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教育变异而为语文教育,我把它比作中国文化走失而且迷了路的一个孩子。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的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语文教学却不在其内,我作为语文教师深感惭愧,相信语文界的同仁大多有此同感。就让我们这一代行动起来,把这个走失的孩子领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去吧。

武念青

现行语文课本的弊端
柏峰　
2009-04-13 08:05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了马智强先生的《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和《再谈回归传统》两篇文章,提出语文课的出路在于回归传统和回到文言文。其实,文中看法,不是马先生的独创,早在上个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人忧心忡忡且意志坚定地要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经过近百年的语文实践,虽然现代语文教学
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但是,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传统和采用文言文就能解决问题。

　　一般来说,现代汉语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并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书面语和口语的主流语言。文言文是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语言产物,适应缓慢封闭自足的社会形态的书面语言和口语交流,而到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文言文显然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书面语和口语交流的需要,现代汉语应运而生。现代汉语是工业化社会的语言产物,正如目前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出现了一些新鲜的富有生活气息和表现力的词语一样,非人力所为,实为社会和时代使然也。

　　我们的现代语文教育确实存在着弊端。笔者长期从事语文研究,也经常去学校进行语文教育教学调研。在我看来,现代语文教育既有教材编写方面的问题,也有改革目前的教学管理体制及教法改革等方面的问题。百年来的语文教材编写一直是“文选型”的,由一篇一篇的独立的文章构成整个的课本。就单篇文章来说,都是文辞优美且符合逻辑、修辞、语法等语文诸要素,但是,合并到一起,则不能各显其长,正如一花在枝,鲜艳醒目;万朵簇集,则似平常。课文也一样的道理,篇篇精美,学生无论视觉、感觉和知觉,都几乎被打磨平整了,丧失了审美的积极性,极易对语文产生厌恶的心理反应,这是语文编写者始料未及的,原以为花费了很大的力气选出来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范文,在吸引学生求知欲望和揣摩语言运用及写作练习上会有好处的,岂不知这样反倒使学生甚至教师产生了审美疲劳,学习效果自然不会提高。古代社会的启蒙语文教育书籍,如《三字经》、《增广贤文》、《弟子规》等,是完整的一部书,眉目清晰,层次分明,层层递进,使人如步入山阴道上,一程有一程的收获,且愈学愈有兴味,经过自然的语感熏陶和语文体悟,学生的书面语言和口语交际能力自然得到提高。文选型的课文,看起来似乎系统,实质是在内容上互不相连,缺乏整体的故事情节和知识系列。现在国外的一些国家,也注意到了文选型的语文课文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例如法国、美国虽然也是文选型的课文,但是,他们是课文按大单元编排,相对弱化了文选型课文的弊端;俄罗斯至今仍然是《俄语》与《文学》语文课本体系(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用过)。所以,假如能借鉴古代或者外国语文课本的经验,集中人才和时间,下工夫编出比较完整的文选型色彩淡化的课本,我想,对激发中小学学生语文学习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当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