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陈寅恪到袁伟时 BY 许锡良

武念青

来源:凤凰博报

昨晚（2009年10月25日）中山大学金山学社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学术讲座活动，我被书恒小朋友拉着去听了一个晚上。我不是冲着陈寅恪先生去的，而是冲着袁伟时先生去的。因为这次学术活动，老先生是主讲人之一。

　另一个主讲人是胡守为老先生，他是陈寅恪的亲炙弟子，得意门生，而且是陈寅恪生前的得力助手，由他来讲陈寅恪先生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是再恰当不过了。胡守为与袁伟时两位老先生都年近八旬，但是，思路仍然很清楚。胡守为先生似乎更为慎重，演讲时已经有一个完全的演讲稿，整个演讲过程就是照着念完的。可能一是为了严谨起见，生怕有遗漏；二是怕年老了记不住有关事迹。但是照着念稿子的演讲，虽然,严谨、认真，资料精确，事实翔实，但是，毕竟没有少了一点点生气，胡老先生的演讲显然稍有点沉闷。


　袁伟时先生这次的演讲是我第三次听到。袁先生其实比胡守为先生还要略大几岁，但是身体明显比胡先生要好，袁先生思路十分清晰，演讲时完全是脱稿而讲，有许多即兴发挥的成分。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他作为中大老教授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二是，他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的体会；三是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比一个讲得有意思。他的演讲过程一直有一种愉乐的气氛，引得会场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老先生确实很幽默。


　他说他是五十年代初进中大与陈寅恪先生有过近二十年的同事关系。可惜，陈寅恪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只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学问十分了得，是一个能够惊动国际学术界，上达天听的人。但是，当时年轻的袁伟时先生却没有真切地体会到这个人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袁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当时在我心目中厉害确实厉害，但是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直到后来向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梁先生学习历史时，才回过头来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人品在学生身上的影响之深，也就是说袁先生是从陈寅恪先生弟子身上感受到了陈寅恪先生学问人品的伟大。袁伟时先生是由学经济转为学历史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下他感觉中国的经济学问没有什么搞头，一切都是政治的产物，才转而学历史的，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受政治控制。袁先生说自己真正开始学点东西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接着袁伟时先生讲了几个阅读陈寅恪先生著作的体会。他并没有完全通读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只是认真了读了一部分。他谈了几点体会。一是陈寅恪先生一再强调自己的学问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对这些如何理解？是不是说明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满清遗少遗老的思想学问而已？袁先生说，开始他对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说法十分不解，但是自从读了余英时的著作后豁然开朗。他说，陈寅恪先生的核心思想就是他在王国维墓碑上撰写下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治学方法也是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但是思想情感上确实是满清遗少遗老的情感，他说他的思想学问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其实主要是思想情感上的。因此不能够认为他的学问只是老古董，只是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而已。这说明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随着一个人的特殊身世阅历有其复杂性。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曾经是湖南巡抚，是地方上第一个支持当年“戊戌变法”的封疆大吏。二是，从陈寅恪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情，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制度与非制度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制度文化就是“三纲六纪”，这是已经完全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送进博物馆展览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完全不尊重人的生命，完全没有人的尊严，也完全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法治政治格格不入。


　袁伟时先生由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又说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也许不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地批判，但是至少也不要一味地颂扬。传统不过是我们自己，自己发展得好，才说明传统是好的。自己发展不好，则传统也不能够说是好的。现在看来，我们急需正视的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的弱点。


　中国的文化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可以分成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作为制度文化的“三纲六纪”，其实早就应该放回到“博物馆”去，因为没有任何生机了。如果允许“三纲六纪”作为我们的制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要发展到哪里去就很成问题，不但与当下的普适价值观完全不相容，而且与目前的市场经济及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我们是不能够含糊的的，不能够有奢望的。讲到这里袁伟时先生即兴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曾经有获得诺尔奖的科学家在回答日本为什么获得诺尔奖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外留学的这个问题时。这个科学家回答说：因为东方文化与现代科学研究格格不入。要获得诺贝尔研究奖，必须要有这样的学术研究气势：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上下尊卑观念严重的文化。在这里没有批判意识，也没有创造空间，不允许有想像力与创造力。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宿命。以今天来说，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不过是一点常识，但是，大家为什么要请两个老头来讲呢？就是权威思想在作怪。以为越老就越权威。说到这里，整个会场都笑了。这就是风趣幽默智慧的袁伟时先生。年近八旬，仍然有如此活跃的思想，清晰的思路。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比如中国的中医，比如中国唐诗宋词所表现的文学艺术之美，这是伴随着中国人的存在而有永恒价值的。只要中国人还在，这些东西就不会消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头脑清醒。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从来不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中国的学术重镇会逐渐转移到南方，形成陈寅恪先生在世时曾经预言过的，在中国的南方将要形成“南学派”。形成中国新的学术思想中心。理由就是，学术思想中心的形成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治学环境。有这样的治学环境，则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间大学，都可能成为学术思想中心，否则就是北京、上海，北大清华也无能为力。


　他还说，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偏僻小岛，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能够获得那样的教育学术思想研究成果，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像香港科技大学，才办了十几年时间，但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学术研究上的实力与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北大、清华。其中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这个前提条件。


　深圳最近也在筹办一间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据说是要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来办，一开始就按照国际惯例来办大学。这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考验。广东能否把这样一间大学办成功，是对广东省与深圳市的一个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办成这间大学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精神寄托所在。


　陈寅恪先生虽然学问博大精深，人格十分高尚，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读过介绍他的书，就是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是十几年前读过的，据袁伟时先生介绍，这本书问世之后，法院判决不能够再版了，因为里面有四千字写到“文革”时中大迫害陈寅恪先生的人与事，惹上了官司，袁伟时先生说，这四千字，是完全有根据的，是陆先生阅读了三十多万字的一手文献资料之后写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因此陆先生不愿意修改，宁愿不再版，也不愿意改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对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与理解也仅仅是限于此书而已。但是，在我心目中，袁伟时对我的影响显然更为丰满，更为现实。

　陈寅恪先生说自己的学问介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其实这并不需要为陈寅恪先生辩护什么，正好说明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也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只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让人感觉震惊的是他的博学强记能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虽然是他极力推崇的，却并不是他首创的。他极有骨气，但是也不过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骨气而已。他的研究博大精深，但是基本上是中古时代隋唐史的那些东西，缺乏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作深入思考，他虽然懂十个国家的语言，但是，缺乏用国际视野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的魅力。因此陈寅恪先生是大学问家，是人格十分高尚的人，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这方面，袁伟时先生倒是做了一些弥补性的工作，填补历史研究领域中缺乏思想性人物的空白，虽然袁伟时老先生的学术声望远远无法与陈寅恪先生相比。


　袁伟时先生演讲完了，接着就是对话与讨论。我十分失望地发现，中大现场得到提问机会的学子水平竟然如此之差。这些提问的年轻学子，思想却十分守旧，视野十分狭窄，所提的问题水平真的是不敢恭维。我几次举手，都被主持人“忽略”了，终于没有得到一次机会。那些获得提问的机会的学子们，不是讲《亮剑》电视剧故事，就是自言自语讲私房话，还有几个博雅院的学生，一再教训袁伟时先生要读点《易经》、《论语》、《孟子》什么的。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他们似乎忘记了袁伟时先生是研究什么的，这种常识还需要这些才啃了点传统文化皮毛的毛小子们来教训？


　书恒小朋友在提问阶段也很着急，可惜他也没有获得提问的机会，因此，他把他想提的问题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发给我。我感觉这个才读了一年多的大学二年级新生，这个社会学系高材生，才是真有点眼光。比他的一些研究生、博士生师兄师姐们要强多了。我们都没有提到问题，也没有发言机会，都很沮丧。不过，袁伟时先生的演讲确实是精彩。一个年近八旬，退休近二十年的老教授，仍然能够坚持思考，坚持做学问，出版专著，思虑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中山大学能够有此一人，就足以值得自豪。

200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