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青年周末》2009年02月05日号

一即可

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逝世
梁羽生：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

■视武侠不雅，却被总编逼迫写连载
■曾每天下午在公司边吃肉边喝酒
■“文革”中因称赞“右派”金庸遭批判

◎文/何与怀
　　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葬礼，于1月31日在澳洲悉尼市北区麦考里公园的公墓举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特地委托代表为梁羽生献上花圈，挽联上写着：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这是对于两位武侠大师的经典比较。二人曾是《新晚报》的同事，金庸回忆那段岁月，梁羽生每天下午都喜欢买几两烧酒回公司喝，边吃肉边喝烧酒。之后二人同写武侠，难免被拿来比较一番。梁羽生自己则说，金庸写得更好，自己只是占便宜比金庸写得更早。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梁羽生生前近影

◎名家档案◎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2年生于广西蒙山的一个书香门第，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教育。抗战胜利后,他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学国际经济。1949年，梁羽生定居香港。之后他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代表作：《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
  
从未涉猎武侠，却被逼写连载一炮而红

■从未写过武侠却被总编相中
　　1949年夏天，梁羽生考上了香港《大公报》，两个月后被正式录用。1952年2月，他被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可谓平步青云。
　　这时候，不得不提到梁羽生生平最重要的伯乐罗孚。罗孚1941年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党内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他于1952年下半年把梁羽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并进而发生下面要讲的事情。
　　1953年下半年起，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争第一，在报纸上笔战难分胜负，后来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这是轰动一时的大热闹事，澳门新花园等地点盛况空前，正如1954年1月17日那天比赛前《新晚报》新闻所言：“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
　　罗孚灵机一动：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何不趁机在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增加报纸销路？
　　罗孚突发奇想，想到了从未涉猎武侠的梁羽生。
■以“武侠不入流”婉拒邀约
　　罗孚的选择也不无道理。梁羽生自幼写诗填词，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3年,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和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都在他家里住过,梁羽生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很受教益。
　　但梁羽生却犯难了。据他回想，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以及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总之，他小时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听到罗孚请他写武侠小说时，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而且，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以及其它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
　　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羽生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后来坊间还流传说，罗孚已经直接请示过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公卓识超人地用反问语气批了一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吗？”罗孚于是顿时心领神会。
■犹豫中，总编登出预告逼其就范
　　罗孚当时有股“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决意。梁羽生被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他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罗孚也许是怕梁羽生反悔，心一横，来了招“先斩后奏”，索性在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实在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应付第二天的版面——这即是1954年的1月20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为什么起了这个笔名？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龙虎斗京华》刚开始刊登，便一纸风行，好评如潮，报纸销路大增。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因为不但《新晚报》要不断连载，《大公报》等也纷纷向他索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成了分身乏术的“抢手货”。
　　梁羽生原来对古代兵器、武技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因此在最初的《龙虎斗京华》中写“判官笔”时就闹了笑话，于是，他想，既然完全实写起来难以应付，又会吃力不讨好，不如改为“写意”——“自创新招”。而他着重写意的“新招”，居然可以从古人诗词中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唐代诗人王维写下的千古名诗，就被梁羽生妙笔生花煞有介事地写成“昆仑剑法中相连的两招”，前者形容“一剑刺出，其直如矢”；后者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此种后来成为梁羽生武技描写一个特色的写意“新招”。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成为新式武侠小说开山祖师爷！
  
不懂政治，赞“右派”金庸惹上麻烦

■推荐当时同事金庸同写武侠
　　当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刊登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更被多报索稿，分身乏术。怎么办？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羽生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早就跃跃欲试。1955年某天，罗孚便找上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而且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式武侠小说的基础。
　　有一个关于二人的经典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梁羽生曾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评价金庸振奋，自己则中庸
　　说这话时，正值“文革”，金庸被视为右派。梁羽生居然无视或根本不懂政治的险恶，后来受到不止一个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相反，金庸精明得多了。他婉拒了长篇大论的回应邀请，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他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无讽意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认为自己不为天下先，政治压力受不了，大概是个中庸之人。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赫然走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的今日，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依然故我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94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家中对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bf0dc0100ced9.html

http://www.yweekend.com/webnews/090205/A30/090205A3001.shtml

神死恸瞑

我总觉得这些纪念的文章大同小异。梁老是真君子真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