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侠者梁羽生——《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004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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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05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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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者梁羽生
　　上世纪50年代，一篇应景而为的无心之作，创造出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华语世界从此有了“成人的童话”。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一并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扛领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对“武”与“侠”的各异解读，一方面为羸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侠客的春梦，也引发世界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武侠情结，和对“武”与“侠”的文化追寻。
　　逝者已去，侠气犹存，在武侠小说之后，什么会成为“侠”的下一个精神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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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羽生：侠士无传奇
　　梁羽生自云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而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的 “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文/徐庆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 “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 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台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 》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内地国门初开时的80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遒。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而两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一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侠影之外有雅兴
　　梁羽生自称，他一生所爱有三，一是武侠小说，二是古典诗词，三是棋。
　　“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盛名，将梁羽生笼罩在夺目的侠影之下，因而侠影之外，便处处黯淡，以至于即使他的“粉丝”，也很少知道在其他方面，梁羽生也可以卓然成家。
　　关于梁羽生“古典诗词”的雅兴，读其作品莫约可以领略到。他的作品中，开篇词都写得情感丰富，而书中有名士气派的人物填词弄赋的也不少。
　　在他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笔花六照》中，梁自谦说，作品中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却得到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的赞赏，可见其古典诗词功底之深。
　　梁是学经济出身，但有年少时打下的笃实的国学功底，加之又与一代大家饶宗颐、金应熙等亦师亦友，他不但制诗填词得心应手，谈起诗话来也是大内行。他的谈诗说词，既不限体，也不限于国内，举凡古体诗、现代诗、打油诗、外国诗，从章士钊、张恨水、杨振宁、奥本海默、黄苗子、聂绀弩、野村篁园、柳北岸、尤今等，皆可谈，而且均有见解。在《笔花六照》中，专有“诗话书话”一辑，读之令人大开眼界。
　　在《笔花六照》中，梁羽生另辟一“花”，专谈棋人棋事。这也是他最痴迷的雅兴——象棋、围棋皆好，且有国手之誉。1957年，他与娇妻新婚燕尔之际，一同到北京旅游。想到北京之大，国手如云，便一时技痒，舍下娇妻，独自到北京棋院寻找棋手对弈。结果棋逢敌手，忘了回去会妻，害新婚妻子彻夜独守旅店中。
　　对棋如此痴迷，谈棋也成为他的爱好。在报纸上，他专门写过评棋专栏。在《笔花六照》，他谈围棋, 既钩沉中国的围棋传统，又点评棋坛诸豪杰——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曹薰铉、李昌镐等。谈象棋，更是行家里手。追述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棋坛健将、对弈往事，点评比赛的战术，文笔诙谐老道，大家风范卓然。喜欢棋类的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
　　梁羽生享年85岁，也算高寿。35部武侠小说名世，散文随笔数本，棋艺为乐而攀及国手，且出经典棋评，功成名就，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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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生梁，何生金？
　　“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的
　　文/徐庆全
　　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提到梁羽生一样，说梁羽生，也必然离不开金庸。原因无他，盖因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用梁羽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化名“佟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两人写了10年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均名声大振。武侠世界历来讲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究个江湖一统。现在，江湖上居然出现了两个“高手”，有论者便将二人比作周瑜和诸葛亮。三国是大“江湖”，有瑜亮相争之说；武侠世界虽小，也是“江湖”，梁、金二人相争之论鹊起。
　　梁、金二人有无“瑜亮相争”？肯定有！但何时相争？因何而争？
　　论者多认为，相争的缘起，是1966年的“佟硕之”公案。但以笔者愚见，所谓“佟硕之”公案，为附会臆测，两人相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裹挟。
　　“佟硕之”：纵论梁、金小说特色
　　1966年，当年作为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推手的罗孚，又办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艺》。既然“新派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在创刊号上推出一篇纵论梁、金小说特色的文章，自然会有先声夺人的效果。罗孚本人写不了，就又把梁羽生推出来，让他自己写。梁却不过老友的面子，应承下来，但条件是，自己只是为罗捉刀，罗应当保守秘密——从罗孚直到1988年在署名“柳苏”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读书》第2期)，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即梁羽生本人来看，梁、罗之间似应有这样的约定。梁成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连载刊出。
　　该文开篇便说：“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在肯定自己开风气之先后，也不忘夸赞金庸：“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金梁’二字，还有个巧合之处，是近代一个名人的名字，清代最末一科的进士，清史稿的‘校列总阅’。以金庸梁羽生合称‘金梁’，颇为有趣，因此我也就顺笔写为‘金梁’了。姑且委屈梁羽生一些，却绝非有意抑梁抬金，请梁迷不要误会。”看起来是插科打诨，但实则既肯定自己的地位，又照顾金庸的情绪，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自己和金庸的作品优劣，梁也持平公允。在情节安排上，梁认为自己输金一筹，“梁羽生对情节的安排，就远不及金庸之变化多样了。金庸小说情节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则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是有点犯了为情节而情节的毛病”，而自己在写爱情上比金庸要变化多样。
　　梁羽生自认在诗词的运用上、史实的把握上，均胜金庸一筹码。他指出金庸小说最闹笑话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让“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说中黄蓉与“渔樵耕读”的樵夫对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实都是元代张养浩的。
　　既然是“佟硕之”——“同说之”，长袖善舞的罗孚，随后又动员金庸写文章予以回应。金庸仿佛对此兴趣不大，在罗孚的催促下，才写成2000多字短文作为回应。这就是刊发在《海光文艺》第4期上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金庸有些息事宁人地说，自己写武侠小说，只是报以“武侠只是一种娱乐”的态度，何必如此较真？而对梁的小说，金也只是指出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瑜亮相争”缘起倪匡？
　　梁、金为“武林同道”，“同说之”的文章自然切中各自软肋，但文章平和，还不失公允，从中看不出一点所谓“瑜亮相争”的痕迹。可是，为何“江湖”上却因此演绎成一段“瑜亮相争”的公案呢？
　　想来原因有二：一是作家倪匡的文章，坐实了这一说法。倪匡是小说《卫斯理》的作者，既是金庸的好友，又是他的绝对“粉丝”，在香港一直致力于“金学”的研究。据报道说，1995年，倪匡在《明报》上发文章，提到了一本刚出版的《金庸传》，批评作者总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并论，并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他断言：“这是懂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
　　对倪匡这个断语，尽管梁、金二人谁都没有表态，但倪匡作为金庸的好友这样说，就不免要引起“江湖风声”了。
　　二是，梁羽生的式微和金庸的蜂起，使“江湖”上“各路英豪”更倾向于相信有“瑜亮相争”之说。
　　梁、金二人以武侠小说暴得大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1959年，金庸则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香港，虽然论者都认为，梁、金二人虽分道，但武侠小说难分伯仲，可若细细地论数起来，梁的风头显然高于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梁的多部小说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金则稍次之。而且，就作品进入大陆的时间来说，也是梁先金后。金的作品自8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火起来，到了90年代至21世纪后，由于电视剧的介入，金的风头更盛，而梁则逐渐被边缘化了。
　　这种情势，在梁迷看来，多有不公；而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虽然也有人从两人作品的特质进行过分析，但要追溯二人的关系，大致都要翻出“佟硕之”那段公案，以佐证“瑜亮相争”之说。及至梁谢世后，这种说法更愈演愈烈。
　　“瑜亮相争”的真实背景
　　笔者虽同意“瑜亮相争”的说法，但认为，这种相争与“佟硕之”的公案关系不大，而是当年的形势使然。换句话说，“瑜亮相争”，不是梁、金之间为争江湖第一而主动一决高下的相争，而是在时代的变幻中，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相争的舞台。
　　1959年，金庸单立门户后创办的《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则愈来愈成为左翼的报纸——该报本来就是****领导下。而此时，受内地影响，香港左翼和右翼相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及至“文革”风起，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
　　这样，梁、金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甚至“佟硕之”的文章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梁还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虽然梁、金在谈起往事时，均未谈及两人之间是否打过笔仗，但有论者认为，当年的“三剑客”，的确针锋相对过。
　　所谓“三剑客”，是指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即陈凡)。在金庸“独步江湖”之前的1956年，三人在《大公报》上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三人亲密无间，交替写作，文章并结集出版了单行本，留下一段文坛佳话。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版后，陈凡还曾在上面题词：“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到了“文革”时，竟是似成“词谶”。
　　“文革”之风卷进港岛后，《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陈凡成为一个坚定的左派，是毛思想的坚定捍卫者，针对《明报》的时评，写出大量文章予以回击。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告结束。
　　而处于左派阵营的梁羽生，在这种时局中却有着金庸所没有的优势。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梁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超过金，梁的地位和影响比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香港的数家影视公司均为左派所掌握，而梁的小说又是那样地充满了“高大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他的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相比之下，金庸的作品则问津者少。于是乎，本来是不分门派的武侠小说拥趸者，也因为左、右翼阵营而分化；梁、金也被推到了相争的地步。
　　及至80年代初，虽然左、右翼阵营在逐步解构，在香港，金庸地位逐渐上升，但在内地，分野还是很明显。梁因为一直在左翼的《大公报》工作，因而他的小说最早被引进了内地，梁并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北京出席四次作代会。而金庸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中期，左、右翼阵营逐步消隐，金庸的小说才进入内地。
　　90年代至今，由于梁早已迁居澳洲，且为人低调，更由于自己作品的使命感和教化感，而逐渐失去读者，完全“退隐江湖”。而金庸呢，却风头渐健。一方面是他的作品更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口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庸虽然早已“金盆洗手”封笔，但作为报人，他深深懂得“炒作”的重要性，频频制造新闻效应——忽而当院长，忽而读博士，忽而西湖论剑、华山论剑，再忽而以一元版税鼓励中央电视台拍自己的作品。这些新闻，使其名声大振，其作品也风靡内地不衰。而新武侠的开山者梁羽生，则几乎被新生代所忘却了。
　　梁羽生虽然远在澳洲，但信息并不封闭，对金庸主动顺应这个时代，梁的看法很特别。200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与金庸的关系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梁羽生的话虽然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其中大有玄机：他称金为“国士”，又说“经常变动的”金庸，在三个年代表现各不相同——类似是“变色龙”的意蕴，呼之欲出了。而他说金“奔走海峡两岸”，则更似一枚“暗器”。“海峡两岸”者，大陆和台湾也。人们可以理解为，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到大陆、台湾去作宣传，但也可以理解为，金在“文革”期间，因抨击****时政而被邀访台湾，而80年代后则因及时转向，受到****几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金庸是经常变动的”之佐证也。
　　很显然，自喻“隐士”的梁羽生十分明白一个事实：在时代变幻到现在，梁彼时因左而衰，金此时则因左而盛。
　　梁羽生以“名士”自喻，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名士做派的体现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推手罗孚，在接受采访中也道出了“瑜亮相争”的事实：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而金庸是“明星”，是“国士”，“国士”做事自然与“名士”不同。在梁谢世后，他托人送去了挽联。联云：
　　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