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学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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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社区闲闲书话：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9732.shtml
从四年前开始我就不看任何武侠小说了，但毕竟我迷恋武侠迷了十五年，曾经如此地为之疯狂。这四年来曾经数次重新拿起金庸，发现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了，我知道也许除了古龙小说之外，也许永远不会再看武侠小说了，那么武侠小说在文学殿堂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对一般的武侠小说还可以不屑一顾，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其意义和影响无疑已经谁也无法忽略，不仅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影响巨大，而且在九二年北师大北大的一帮人搞的大师排行榜中金庸还名列第四位，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等人对金庸也是推崇到了极点，而以研究金庸著称的陈墨是社科院文学所的，可见金庸已经完全挤进了精英文学的最高殿堂，得到了承认。而阅读金庸小说的读者从年龄分布来看，可以说是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到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都看；从阶层分布来看也是从贩夫走卒，政府官员，大学生大学教授都喜欢看，从地区分布来看，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侨也都看。你如果到租书摊去看看，恐怕没有哪个租书铺没有金庸的小说。
当然，攻击的也不是没有，在我有限的了解当中，除了众所周知的的王朔看金庸，北京小流氓挑战香港大侠之外，还有过叫做骆爽的批评过金庸。骆爽的批评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六七年前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的，无非是说什么打打杀杀，暴力啊，没有人性啊，什么封建江湖观念啊，三妻四妾啊，逃避现实的幻想啊等等，具体还有什么给忘了。而王朔的批评大家都很熟悉了，下面还是再引一段：
“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情节重复，行文口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
客观地说，王朔的批评虽然有为了炒作故意过甚其词的地方，有看到金庸压过了自己，港台文化压过了大陆或者说北京那帮子人心怀不忿的私人动机，有故意过甚其词以获得商业和眼球效应的动机，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另外再说一句，有人说仆人眼中无伟人，问题不在于伟人的平凡，而在于仆人终究是仆人，王朔看金庸有点象仆人看伟人的意思，虽然金庸也不高深，但无文化反文化的王朔来看，也有点那个意思了。）
但把它跟琼瑶小说相比还是不恰当的，虽然说作为商业写作，他们都有一些迎合读者的俗套，都是造梦人，但还是有区别的，首先从读者群来看，琼瑶的读者主要是高中以下的十七八所以下的处在青春幻想期的无知的少女，面要狭窄得多；其次从表达的东西来讲，琼瑶太单薄，重复罗嗦肤浅，就那么两下子，其作品主人公也难于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只有比较低水平和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才看，而金庸小说能得到精英文学圈的认同，而且魅力如此之大，可以让人重复看五六遍，能够让人熬通宵看，甚至不看完就不吃饭，那就不能简单地否定了。毕竟你王朔的小说不过只有北京一帮小流氓看，最多是北方吧，南方就没戏，香港台湾海外华人更不认你，如果你的是鲁迅啊卡夫卡那样的精英化写作还有理由，鄙视别人肤浅看不懂，但你的不也是媚俗的商业化口语写作吗？
那么金庸小说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呢？或者说他的小说为什么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呢？能够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读者呢？
我把它的小说的特征归纳为：主体退隐的智性幽默叙事和历史文化的非批判性综合。
所谓主体退隐是相对于那种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体验个性特征介入太深的人来说的，实际上从世界文学背景来看，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都尽量使作者从作品中退出，尽量让读者相信作品的客观性，但现代派以来的文学则越来越个人化，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不容易为大多数人理解，导致喜欢的人非常喜欢，性情相类的人非常喜欢，而性情审美爱好不同的人就非常讨厌甚至难于理解，这种写作排它性很强。在武侠小说写作中，梁羽生和古龙的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梁羽生是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来一首词，而主人公则多是书剑风流的儒侠，模式化非常明显，缺少变化，至于古龙，自己喜欢喝酒，玩女人，作品中的人也总是这样，而且孤独，厌倦，无聊痛苦，总是有着难于排遣的寂寞孤独与凄凉，仿佛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人的感觉，甚至在《大人物》中大杨凡脑袋大，两眉间距离宽，相貌平平但很有本事，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而总的来讲他的后期作品文笔都是唯美抒情的类型，有一种抒情和忧郁和迷茫漂泊的浪子的感觉，但这种现代性的感觉毕竟是敏感的人才能体验得到，毕竟这个社会唯美的人是少数。所以古龙的小说排它性非常强，我记得我们寝室六个人，只有我和我的上铺两个人喜欢古龙小说，上铺是喜欢写诗的，而我也是狂热的精英文学爱好者，也就是说阅读古龙的人多多少少需要一些唯美的气质和敏锐的感觉，我曾开过武侠小说租书铺，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统计，我还是发现比较而言，看古龙的女性比较多，看金庸的男性比较多。而看古龙的多多少少也同时喜欢精英文学，看金庸的就不一定了。
智性叙事和情性叙事是我自己的划分，我觉得无论就作者个性还是作品特征都可以作这样的区分。比如金庸是智性古龙是情性，钱钟书是智性王国维是情性，大致可以这样划分的还可以有托尔斯泰和妥斯绥耶夫斯基，这两人的差别跟金庸古龙的差别非常相似，一个博大，堂堂正正，一个细腻诡异莫测。这种智性叙事体现在很多方面，金庸总喜欢在他的小说当中体现人生之理，学问之理，历史之理，事物之理。比如你读郭靖的成长故事就难免想到一些智力与成材的道理，江南七怪的满堂灌又让你想到应试教育的问题，他和黄蓉的爱情又让你想到爱情中男女性格互补的问题，独孤求败剑术的四种境又让你想到技艺甚至学问人生的四种境界，石破天侠客岛破译武功秘籍又可以让你想起在知识的创造和理解上“重要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甚至想起“道与言”的问题，石清不喜欢比自己出色的梅芳姑却喜欢闵柔又让你思考恋爱当中的心理，金庸小说中这一类的东西还很多。本来这些道理很粗浅，但金庸融合进去之后，对欣赏水平知识智力一般的读者来说无疑又增加了一层吸引力。
我还把小说或者文学写作从作者的效果追求和读者的阅读感受划分为幽默叙事，抒情叙事，愤怒叙事，忧伤叙事。所谓幽默叙事就是作者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幽默和喜悦状态，写作总的来说追求幽默搞笑的目标，没有这种效果的内容就不要。所以人生意义的追寻，历史社会的批判，无聊孤独这些人生感受因为与此一总体效果目标相违背就被放逐了。为了此一目的甚至可以放逐沉重的东西。金庸在很多作品中都有为达到喜剧效果而专门设置的这一类人物，比如《天龙八部》中的岳老二，慕容复手下的包不同等人，《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等人，毕竟在唯美，抒情，沉重，幽默，诡异等各种效果当中，幽默是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各各样的小幽默，或者是斗嘴，或者是人物的怪癖，或者是打斗场面的设计，与古龙营造唯美感觉和气势悬念明显不同。
说金庸是历史文化的综合，不仅是他的小说主要都跟历史扯在了一起，而且是把古典诗词，各种典籍野史笔记的东西甚至过去的武侠过去的小说从人物性格到情节都有借鉴，还有地方风物，人情风俗，琴棋书画。这也拓展了他的读者群。金庸是有野心的，他在写作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讨好所有人，包括喜欢江南风物者，喜欢下围棋者，喜欢喝茶的人，甚至在笑傲江湖里把范宽的画，广陵散等都扯进去，把佛学也扯进去。这样有点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就讨好了，虽然金庸实际上很浅，或者说如果精深了看的人恐怕也就少了。他写围棋聂卫平当笑话看，我们就认真看。写佛学如果是熊十力汤用彤等人来看肯定也觉得很浅，但一般人又觉得有道理。他在天龙八部里写神仙姊姊用的是洛神赋里的语句，《九阴真经》用的是老子里的语句，降龙十八掌的招式名称用的是《易经》里的名词。《笑傲江湖》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斗争的寓言性书写，让我想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极权社会的书写，而无论是任我行，丁春秋还是洪教主等人身上都看得到中国历代帝王的影子，尤其毛泽东的影子，所以熟悉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人难免难免会对这些东西心有戚戚焉，这又扩大了他的读者群，读者对他的评价也因此又更高。而《鹿鼎记》更是从英雄传奇向历史现实妥协，反英雄的书写在武侠小说史上或者比较新鲜，但置之精英文学史上就并不新鲜了，毕竟我们不是把金庸小说放在武侠小说里来比较，而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小说背景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来考虑，那么它多历史的综合又体现在哪里呢？韦小宝这个形象说到底表明了中国历史社会游戏规则的流氓化特征。比可以因此想起刘邦朱元彰等人，可以想起历代太监弄臣，重要的是在专制体制下，吹牛拍马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就是成功之道，实力并不是最关键的，你可以说金庸是深刻的，很多人也因《鹿鼎记》和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才承认金庸的大师地位，认为他在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社会以及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或者说他们认为金庸小说中真正能拿出去跟精英小说比的就是《鹿鼎记》，人物就是韦小宝。这样金庸讨好了喜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尤其成年人，而这个群体是相当庞大的。
“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这是王朔对金庸小说的指责，他没有说错，金庸的语言确实是用的过去的文字，他基本没有以方言为主进行写作，这并不是因为因为我们的全国通用普通话就只有北京人才能用方言写作，比如沙汀的《在其香茶馆里》，李吉吉人的《死水微澜》是用的的四川方言进行写作，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用的陕西方言进行写作，如果说以上语言皆属于北方语系，而与普通话差异不大的话，而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则是用的江浙（这里我记不清了，应该是苏州还是上海方言？）一带方言，所以金庸并非不可以用方言写作，当然那会限制读者群体，但究其实，金庸不用方言写作并非是因为江浙广东方言入不了文字（我觉得从语言方式还可以进行划分，一种是口语写作，比如王朔老舍一些四川作家等，一种是用一种书面的独特性的文学语言进行写作，一种是综合型语言写作），一方面武侠小说里的语言有自成一提的江湖黑话系统和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则可以说金庸刻意综合语言，他的小说总体上了来说拒绝了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现代汉语，以及西学东渐以后西方传入中国的翻译体语言和新名词。而他的语言是一种综合，从以传统白话小说和武侠语言系统为主，综合了古代经史子集各家典籍，古代经典，历史著作，诗词等作品中的语言，偶尔还根据人物的出生地用用四川方言。比如青城派的操四川方言，韦小宝偶尔骂一句扬州方言“辣块妈妈”，那么这些文字死没有死呢？我们说语言作为表意的能指，作为存在的外显的表达和言说，所指在不断变化，语言也在不断变化，语言完全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话，其结果就会导致能指和所指的错位，消失所指的语言就会变成空洞的能指，也就是说死语言。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古代白话并不等于文言，它也在不断变化，对比一下关汉卿的白话和曹雪芹的白话就可以看出来，所以白话文运动以前的白话并没有文言那么僵死。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语言的演变或者说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分开，一刀斩断的，那样的思维是生硬的以语言的逻辑代替历史事实的逻辑，一部分古代白话或许已经死亡，而大部分却可以流传下来还有生命力，继续汇入现代汉语当中，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古典语言的继承来看，五四白话文运动本身并没有错，余英时等海外汉学家的指责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之后大量使用欧化语言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语言的确承载了传统文化，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等信息（这里又用得着李泽厚的审美心理积淀文化心理结构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了），为什么我们读白话文以来的许多诗歌和小说都有一种隔的感觉，我想这跟近百年来我们对传统语言的过于排斥不无关系，而不仅如此，49年以后我们对古代典籍完全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排斥，导致了我们的语言更加没有文化内涵（这本来是大陆在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问题，王朔不以不学无术，没有文化而羞愧，反而以自己的粗鄙无文，斩断传统的市井语言而自豪，再次显示了他的无知和反文化的特征），相反，香港台湾就明显不一样，我们感觉全是古代白话，也许香港台湾的读者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
何况我已经说了，口语写作只是几种写作方式之一，它并不比书面文学语言写作和综合型语言高到哪里去，关键还是要看你写得好不好，与其说金庸无法用方言口语进行写作，还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想用口语写作，我始终认为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层次都比较低，不成气候。口语写作的优点在于贴近生活和时代，鲜活生动，容易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但问题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容易造成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比如王朔的北京方言南方人读起来几乎就毫无反应，如果翻译道国外损失就更大，大家从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翻译过来的效果也可以看得出来，都德的《磨坊书札》是用法国普罗旺斯方言写的，翻译成汉语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而且时代变化以后口语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与书面文学语言相比，方言非常容易过时，而书面文学语言的演变就缓慢得多。
我为什么看不起口语写作的作家比如老舍王朔？因为口语说到底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语言，它的思想和情感的承载深度表现力必然都比较低，它要照顾大众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水平，问题也在这里，我们说深刻的东西只能用深刻的方式表达（你不能要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通俗易懂，同样，你也不能要求鲁迅的《野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只能用独特的书面语言表达。一个作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世界对人生独到理解和表现，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个世界，他的独特性言说是追问和接近存在的言说，因为每个个体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的存在性言说必然也要用独一无二的语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特性个人化文学语言高于金庸的综合型语言，而金庸的综合型语言又高于口语型写作，口语型写作是最低档次的，口语型写作必然是肤浅的，你不能从这样的作品当中去看到独到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思想，我否定王朔和老舍跟他们用口语写作不无关系，太浅薄了，读起来象喝白开水，根本没兴趣读下去。
而金庸这种综合不仅使他更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说实话，我读白话文运动以来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隔”的感觉，这里借用王国维的理论，我总体上接受古典诗词，基本拒绝现代汉语诗歌也是同样道理），能够投合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而且他对现代白话和西化语言的有意识的拒绝反而获得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使他的语言让我们读起来觉得水乳交融，仿佛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搏里，另一方面它恰恰投合了我们的反商业文明，反机械文明反现代性的心理期待和怀乡情节寻根欲望，我们阅读金庸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逃离。
最后就是对普遍人性的书写，我们说与民国武侠相比，新武侠尤其金庸古龙的武侠写作是 注重人性表现的，尤其金庸更注重人性中的可笑的一面，但同时也注重自我和超我的一面，是在社会历史层面展开的人性。而古龙则更注重自我本能的表现。
靠着这种无所不包的讲述故事的方式金庸获得了最大多数的读者。上面也是我认为金庸是大师的理由。
那么对金庸小说的水平和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必须说金庸肯定是个天才，是中国文学失上的大师，他必将不朽。
理由如下：
一：雅俗共赏，获得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或者说华人读者。尤其是对刚接触传奇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说，魅力之大难于想象，你可以设想，对大多数人来说，除了读金庸的小说，你还会为别的谁的小说熬通宵吗？你会重读一本小说五遍甚至十遍吗？说实话，四大古典名著和鲁迅我一般都只看了两遍。而且金庸的书任何时候拿起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看都能看下去，可以边吃饭边看，可以在睡觉前看几分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躺在床上看个通宵，其趣味性实在太强了。
二：塑造了数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也有此效果，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毕竟不是罗贯中和施耐庵个人创作的，是以民间长期的流传为基础的。《红楼梦》毕竟只有一本，鲁迅的作品毕竟数量有限。而金庸的创作竟然如长江大河，源源不绝，而且不是现实生活为基础，全靠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如果说写出一本还可以理解的话，射雕，神雕，倚天，天龙，笑傲，鹿鼎记，如此多的大部头著作，而且基本做到了不重复，一本一个样，那真是太不简单了。就算质量上比较于《红楼梦》和鲁迅差距比较大，数量上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了。
反驳王朔：
“情节重复，行文口罗嗦” “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这个评语如果用在梁羽生身上就非常贴切，而相反，我倒觉得金庸的语言非常简洁，金庸的小说动则厚厚三大本或者五大本，读起来却毫无罗嗦之感，这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地方。至于重复更不知从何说起，我说金庸的创作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源源不绝不仅是指他的作品数量多，部头大，而且也因为他不重复，否则如果真是重复的话，我们还看得下去吗？金庸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也是个很自负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陈家洛到韦小宝，他每一篇都在追求变化，虽说在细节和一些次要人物上有些重复的地方，但总的来讲是不存在重复的问题。
至于说“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我们说金庸的小说是英雄传奇写作，表现的本就是与现实生活胡同的另一个世界的规则，你不能用现实社会的规则去衡量它，黑社会江湖本就是奉行赤裸裸的暴力原则，至于打打杀杀，这里借用弗洛依德的理论来说，人的两大本能是性本能和攻击暴力本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看到打仗的电影就来劲，比如《南征北战》啦什么的都看得津津有味，几乎所有的男孩恐怕都有个这样的特点），因此我们从流行文学和电视电影中可以看到，性和暴力永远是吸引人的主题。不管我们从理想主义的层面如何否定它，文学与道德无关，借用当代批评家评价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批评术语：只表现，中止判断；何况，你从金庸的小说里真的只看到打打杀杀吗？金庸的武侠不是陈青云的小说。至于说金庸小说中没有政府和法治，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方面这是个想象的世界，满足我们的英雄欲望伟大欲望，另一方面这样的世界也并非不可能，比如社会秩序崩溃之后的乱世。
金庸不能评价过高和跟曹雪芹鲁迅等并列的理由
一：语言太粗糙；这一点我在大学以前我一直没有感觉到，相反我还觉得《鹿鼎记》的语言非常好，到我大学毕业以后看了大量的外国世界名著以后，我反过来再看金庸小说，我发现别的不说，妨碍我读下去的最大一个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就象看了欧洲四大联赛无法忍受我们的甲A一样。这跟《红楼梦》的语言可以当散文读甚至当诗来品评就差异太大了，跟鲁迅的独特而让人印象深刻，连模仿鲁迅文体都很有味道相比，金庸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语言粗糙的作家（啊肯曾经写过《金庸笔下的江南意象》，老实说对这篇文章我是很不以为然的，金庸笔下的江南意象不咋样，对比一下柳永的《望海潮》就可以看得出来）要捧得太高恐怕比较困难。
二：商业写作和武侠写作本身的弱点。金庸写作的时候始终把读者装在脑子里，处处考虑读者趣味，有没有悬念，搞不搞笑，读者看不看得懂，结果趣味性传奇性导致的结果是虚拟的世界而且从当中看到的社会和人生也是虚拟的，由于金庸个人性格达观，也由于他以讲故事为主的写的是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也由于他主体从作品中的退出，也由于他的反现代性和反西方性，因此他就没能表达现代性的个体困境和真实感受，我们从他的虚拟的童话世界中醒来之后倍感怅然，而一当我们从学校走进社会，一当我们丧失幻想，我们开始面对人生和社会的真相，我们就再也无法沉入不真实的幻想当中，我们就很难再看得进金庸小说，我跟我认识的所有爱好文学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没发现例外。
我们成熟以后成年以后也不读安徒生童话也不读一千零一夜，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这些作品是经典作品。但你肯定不会去阐释它不会在文学史教材上给它留太多位置，问题就在于它的精英性的空缺，金庸虽然做到了雅俗共赏，他的小说到底还只能是通俗小说，挤不进精英文学的殿堂（我这里并没有采用后现代的取消中心边缘精英大众的做法，我始终坚持现代性的精英立场）。由于非现代性，你在阐释金庸小说的时候你既无法应用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也很难应用现代文学批评术语，民族大义这些东西都是很传统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一点现代性都没有，比如岳灵姗喜欢与岳不群相似的林平之而不喜欢令狐冲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恋父情来进行精神分析批评和解释；郭靖对武功的怀疑你可以认为是工具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的矛盾；欧阳锋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现代性追问倒是很有意思，但被他置入武侠语境和总体幽默语境之后，现代性被消解无余，反而造成了陌生化间离的反讽幽默效果。
三：综合性创造却非独创：“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王朔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不仅段誉让人想起贾宝玉，而且黄药师无疑让人想起魏晋人物，比如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杨过的狂也并不新鲜，论语里面就有高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狂接舆，而且还有李白这样的人物可以借鉴；至于乔峰无论如何就让人想起击筑而歌的高渐离，萧萧易水冷的荆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大梁豪杰朱亥侯赢等人，一句话北地豪杰“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韦小宝无论如何让人想起阿Q，还有对历史逐鹿和历代帝王尤其对文革毛泽东的形象借用；还有其他许多，不一一举例。
从情节上来看，模仿之处也很多，比如铁胆周仲英掌毙独子的情节无论如何会让人想起梅里美的小说；而从结构技巧上来说也不新鲜，从他比较讲究技巧的《飞狐外传》来看，也会让人想起《蝴蝶梦》的写法，其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讲述也不新鲜。还有对历史的概括，尤其《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二书，说深刻只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有《史记》在前，有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前，有梁启超鲁迅的小说杂文对历史文化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前，那还有什么新鲜的呢？对一个智力稍微好一点的人来说，这些道理还有什么新鲜的？我们不仅在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些道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自己也可以体会出来。而且《天龙八部》等又是佛学观念的演绎，我在金庸小说里面可以看到儒佛道看到历史，就是看不到金庸自己的东西，所以金庸虽然无所不包，索然博大却不精深，虽然综合创新却非横空出世的独创，没有对历史人生人性的新的发现。就象吴祖缃说钱钟书：“你的《管锥编》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自己！”
四：写女性和爱情的全面失败：我们说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女性和爱情写得成功与否，至为关键，金庸写不好爱情和女性的原因在于，一是他的语言的粗糙，而且从他的语言特征来看本非以文采见长，他与古龙的区别在语言风格上有点象本色派的关汉卿和文采派的王实甫的区别。我们说美丽的女性美丽的爱情要用美丽的语言来表达，金庸的本色的语言极不适合写女性和爱情。而且女性以及恋爱中的微妙复杂的心理也需要作者本人细腻的感觉力需要作者是至情至性的人多少还是有唯美气质的人，而达观智性的情感粗糙的金庸适合写历史写出道理适合旁观人性却不适合写爱情适合营造美丽朦胧的感觉氛围。比较起来他写女性就比古龙差得太远了。我把女人分为纯情，风情骚情三种类类型，金庸勉强能写好的是纯情型的少女，至于后两种类型，比如林诗音和林仙儿这种类型的金庸是不可能写得出来也不可能写好的。尤其体现在专门写情的《神雕侠侣》一书，完全是失败，一方面是他写爱情的失败，一方面是杨过这个狂的人物的失败，几乎可以说是金庸所有小说里最差的。
五：从金学著作的低劣反观原著的水准：我几乎不看金庸研究著作，因为实在太糟糕，根本看不下去，问题出在哪里？倒并不是说研究者水平低下，肯定也不会高，从他去研究金庸这点来看（做金学和钱学研究的人你都不要高估他的智商）就可以明白。但更重要的在于原著本就没有什么高度本就不值得研究，你再一阐释，那就更肤浅了，相反，我看阐释鲁迅的著作却百看不厌，研究金庸的陈墨严肃家炎无论如何无法跟钱理群比，因为金庸无法跟鲁迅比。其实从才华上来讲，钱理群非常平庸。
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金庸为了照顾读者的文学历史等知识修养，把一切问题反复解释说得透透彻彻，我在中学的时候水平有限，感觉不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照顾读者从审美上又带来问题，我们说中国传统诗词都讲究意在言外，绘画讲究留白，海明威有冰山理论，而现代德裹国伊瑟尔英伽登等人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强调不确定性和留下空白，强调应该给读者留下索解和想象的空间，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个性进行体验想象补充完成作品的具体化创造，作者不应该笔无藏锋。从这个角度来讲，金庸与鲁迅的差距又比较大。
七：：作品的非批判性：当然，我们说文学不是道德批判，有些人强调只表现不判断。但真正伟大的作品不应该终止判断。比如红楼梦如果不对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甚至儒佛道都进行否定性批判的话，他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吗？还有这样的价值吗？那种对现有价值观念不进行批判的作品意义和价值终究有限的。看看三言二拍就可以明白。所以有人（比如岳彤）指责武侠小说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金庸太照顾读者，太爱传统，以至于毒品都给读者吃。举个例子，我们看〈阿Q正传〉的阅读感受，先是嘲笑他，渐渐得嘲笑我们自己，甚至于笑不出来了。而看〈鹿鼎记〉的感觉就不一样，金庸显然非常喜欢韦小宝。读者也是越看越爱，甚至在心理和观念上喜欢和接受这样一个人物，效果是非常坏的。我就清楚的记得我们寝室有个金庸迷看了〈鹿鼎记〉从语言和性格特征上仿佛自己都变成了韦小宝，王朔的小说也有这样的坏效果，人们看了不是批判而是接受学习和模仿语言人格，而这样的小流氓就象癌细胞一样是会败坏社会的。文学影响人的能力如此之强，我们对这种影响不能不批判。也许金庸自己是想批判的，但我从作品中看不到这一点。
八：无法获得世界性：有些人写作的时候不考虑读者，不管是本国的读者还是外国的读者，有些人专门为世界写作，写的时候就考虑了翻译，比如米兰·昆德来，有些人专为本民族写作，比如金庸。他把中国传统的地方性的一切文化资源都用上了，尤其是表层具体的文化符号。这样金庸就绝对无法获得世界性。虽然他自己不在乎这一点，虽然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但不能为世界所接受说明作者在普遍人性把握上有缺陷，或者说因为中国人太不具备普遍人性。金庸自己说，如果拿五部作品出来，他不如大仲马，而如果比十五部，他比大仲马强，但那只是中国人的感觉，汉语读者的感觉，一个法国人能象我们喜欢〈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那样喜欢金庸的〈鹿鼎记〉和〈笑傲江湖〉吗？我表示怀疑。最后说一句，从原创性来讲，金庸实在不如古龙。
当然，以上评价对金庸未免太苛刻，有点象一个人矮小就嫌他不够高，高了你又嫌他不够矮小，感性你嫌他不够理性，真要理性你有怪他不够感性，而有些缺点本来就是伴随优点而来的。一个人具有了其中一点就无法再有另一点，只是有些人把金庸太得太过，所以也就对他酷评一番。我个人倒对金庸始终佩服得很！
那么如果要在中国小说史上来给金庸一个地位的话，他该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由于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那样发达，有那么多经典，本来无法跟精英文学相提并论的金庸却超过了许多拙劣的精英文学作家，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到目前为止，金庸可以排在曹雪芹和鲁迅之后排在第三位。但如果以后有更多的精英文学佳作出来，他的座次还得往后靠！他的受欢迎从侧面也反应了一帮精英文学作家的无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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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08-9-28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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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照妖镜
发表于 2008-9-28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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