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费勇、钟晓毅）

lxc1988

近日在省图偶尔见到有关梁老生平的书，现上传。

一、封面

前言

目录

少年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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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的是古典诗词的熏陶，他的理想是作一名词人或学者。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

　　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陈文统的广西少年禁不住内心翻涌的激情，写下了上面这首《水龙吟》。他那时神往的，是作一名洒脱豪迈的词人，将天地间的美丽与神秘，凝注于笔端，开创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年以后，他对于古诗词的沉迷，“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遗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实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侠”之路也许并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绿水赋予他清灵的想象，还有浓郁的诗词气氛，赋予了他诗人的气质与纸上风云的豪气。在一个战争的年代，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荡的情怀之中，一个年轻的书生，一个怀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书生，梦想着以文字改天换月，也许并不奇怪。

　　梁羽生曾说：“清末四大词人，我们广西竟占其二哩！”他说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况蕙风（1859—1925），都是广西临桂人。王半塘的词写得“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而况惠风的词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

　　王与况是梁羽生未曾谋面的前辈词人。在梁羽生成长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直接影响了他的词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刘瑞球，字剑笙，是前清的举人。刘年轻时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心灰意懒，归隐家乡，过着传统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词，吟风弄月，据说与况惠风曾有过交往。刘瑞球留有一册《眉隐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词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九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联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没想到梁羽生脱口而出：“童子放风筝”。可见，梁羽生平时背诵了许多诗句，烂熟于心，才能巧思绵绵。

　　梁羽生的少年时代正好是抗日战争期间，但由于广西处于南国边际，战火并没波及。梁羽生过得仍是富裕书香之家的公子哥儿生活，整日沉迷于寻章摘句，小小年纪，已俨然一副名士派头。据说他的诗词传遍了当时几个县，兼有“宝扇求诗，香中索字”之类的故事。

　　梁羽生不仅没有饱受战乱之苦，相反，对于他个人而言，因祸得福。因为当时一批文化人逃难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学业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学者简又文教授，还有后来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饶宗颐。梁羽生按中国传统的拜师仪式，拜简又文为师。简又文教他文史，简夫人则教他英文。在偏远的荒山野岭，梁羽生通过简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芬芳。

　　简又文那时住在农家的牛房，画家叶因泉画了幅《牛矢山房课子图》。饶宗颐提了诗：“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原地高天存正气，百诊千劫思人材。”

　　就在这简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与一班学者高谈阔论，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他的学养，他的家国之恨，也许正是在这里逐渐形成。他当时的一首《水龙吟》词颇能折射他的心请：

　　洞庭湖畔斜阳，而今空照销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风月，乱云寒树。屈子犹狂，贾谊何在？揾新亭泪。怅残山剩水，乱蝉高抑，凄咽断，萧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听声声、病猿啼苦，满地胡尘，谁为可法？横江击鼓。觅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烟犹阻。问甚日东风，解冻吹寒，催他冬暮。

　　年轻的心灵，已洋溢着家国兴亡的感慨。

　　梁羽生从小受到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平稳，使他日后的创作有平实的一面，却缺乏鲜活的灵气。一些观念、教条，成了一种束缚，使他不能放开心胸去写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离开家乡，去广州岭南大学学习，便与简又文夫妇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简夫人藏有两颗美国“近仙”药丸，才救回一命。

　　十九岁的梁羽生面对新的未来，百感交集，在轮船出珠江口时，赋词一阙：木兰花慢

　　乙酉秋，余随驭繁师（按：简又文）自桂返粤，舟中赋此。

　　谢西江万顷，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贯闻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华年。

　　波心月影荡江圆，照澈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进荒山治学发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在对故乡的依依不舍，以及对战乱的回忆之中，梁羽生在南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二、扎根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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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岭南求学、工作、成名，他的青春与梦想植根于岭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的是国际经济。

　　然而，他的兴趣却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师中有好几位文史专家。从前的老师简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们常常聚首，纵论诗词，吟风弄月，相互唱和。还有冼玉清教授、金应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过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既有当前无边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隐若现。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在北方，学生们走上街头，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淹没了平静的校园。这是一个无法平静地在书院作学问的年代，爱国的激情必须转化成行动——直接而坚决的行动，才能获得认同。

　　在那样一个时刻，学习国际经济能够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当时的词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测，他该是一名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着祖国的和平与繁荣。

　　1949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达香港，进入《大公报》工作。这是一家左派的报纸。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场，一直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据说，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一件很受珍视的广东古物给广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相当稀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刘猛进碑被简又文收藏，简氏非常珍视，曾把自己的寓所称为“猛进书屋”。他自称将这块碑石带到了香港，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试图说服简氏将此碑石献给台湾当局。

　　七十年代初期，简又文告诉梁羽生：碑石埋在广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方面送了个拓本给台湾。

　　国民党当局为了挑拨离间，其“中央社”发出报道，说简又文向台湾献出了原碑，以使大陆方面以为简献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来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间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诗人、画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与梁羽生结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卧床，却仍惦记着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才有办法。常见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刚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

　　冼玉清1965.5.1

　　发出此信五个月以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师们的博学、关爱，为这位作客岭南的异乡人带来了力量与温情。异乡也渐渐地与他的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另一个故乡。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报》期间，曾与金庸同事，这两位武侠大师未成名前的相遇实在令人寻味。他们当时一起谈武侠，一起下围棋，一起写文章，虽然谈不上如何亲密，却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报社作编辑，就是作专业的写作人。如果没有武侠小说，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编辑，靠写一点短文章打发岁月。

　　与金庸、古龙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显得平淡无奇，他过的是一种闲散的写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养养花，下下棋，读读书，聊聊天。

　　也许，梁羽生的性格比较适于作学者，难怪他在成为一代武侠名家后，还会感叹：“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三、误闯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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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个偶然的机缘，梁羽生这个文弱书生闯入武林。

　　1954年，港澳武术界的白鹤派与太极派不知为什么，结下了梁子。

　　双方起先是动口不动手，只是在报上互相漫骂。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约定用武力解决问题。白鹤派的掌门陈克夫与太极派的掌门吴公仪在澳门新花园摆设擂台，一决高下。吴公仪一拳打中对手的鼻子，以和局终场。前后不过三分钟时间而已，却由于传媒大肆宣传，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久已沉寂的武侠文化，似乎借机重新在民间死灰复燃。

　　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争取读者的契机，一改长久以来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现距，决定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

　　但是，他不愿意自己报上的武侠小说与小报上的没有区别，他需要的是又有可读性，又具备维持大报身份的文化品味的武侠小说。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写呢？

　　他几乎没有思索就想到了梁羽生。

　　梁羽生有广博的文史知识，平常又喜欢谈武侠，文章写得也很漂亮，应当可以担当此任。

　　然而，梁羽生谢绝了总编的邀请，一则他从未写过武侠，二则他那时内心可能认为武侠小说算不上是高雅的艺术。

　　总编无奈，想了一个绝招，先斩后奏，在报上预登了一条广告，说是将有梁氏的武侠小说出笼，逼梁羽生下海。

　　这一招果然生效。

　　梁羽生只好连夜赶写，边写边登，完成了一部《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个笔名也是发表这部小说时才用的，据说是因为佩服前辈武侠小说名家白羽，才起名“羽生”。

　　梁羽生曾自言：“白羽的小说描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自己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

　　看来，梁羽生与白羽不是毫无渊源。

　　一场三分钟的比武，一位总编辑的灵机一动，却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武侠文学发展的路向。

　　梁羽生一“下海”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写就是三十多年。而他那部《龙虎斗京华》被誉为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

　　何谓新派？

　　梁羽生曾这样回答记者：“现在的武侠小说写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是采用一些西方的手法。例如人物性格以前多数由作者口述，好像评话。现在却由故事本身的发展来发展。常常有某些场景，某些特写。

　　例如一个大雨天，有两个间谍在一个场景中，故事再由此展开，而不是平铺直叙的介绍这个人物怎样，那个人物怎样。而是有很多的变化，不是集中一个人身上。各式各样的写法都用上了，而不是单一用传统手法。“

　　柳苏则认为：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

　　今天重读《龙虎斗京华》，觉得与梁羽生后来的作品相比，显得相当幼稚，叙述技巧也较薄弱，结构松散，人物形象不够突出。但因为贯注了新的理想与新的意识，这部不十分成功的作品却担当了开一代先风的角色。

　　自《龙虎斗京华》以后，梁羽生共写了一百多本武侠小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曾出版梁羽生系列，收录了梁氏的绝大多数作品，总共三十二部：

①《龙虎斗京华》
　　②《草莽龙蛇传》
　　③《白发魔女传》
　　④《塞外奇侠传》
　　⑤《七剑下天山》
　　⑥《江湖三女侠》
　　⑦《还剑奇情录》
　　⑧《萍踪侠影录》
　　⑨《散花女侠》
　　⑩《联剑风云录》
　　⑾《冰魄寒光剑》
　　⑿《冰川天女传》
　　⒀《云海玉弓缘》
　　⒁《侠骨丹心》
　　⒂《风雷震九州》
　　⒃《冰河洗剑录》
　　⒄《女帝奇英传》
　　⒅《大唐游侠传》
　　⒆《龙凤宝钗缘》
　　⒇《慧剑心魔》
　　21《飞凤潜龙》
　　22《狂侠天骑魔女》
　　23《鸣镝风云录》
　　24《广陵剑》
　　25《风云雷电》
　　26《瀚海雄风》
　　27《游剑江湖》
　　28《牧野流星》
　　29《弹指惊雷》
　　30《绝塞传烽录》
　　31《剑网尘丝》
　　32《幻剑灵旗》　　


三十多年来，梁羽生的作品广为流传，赢得了不少读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是其中的一位。1979年，梁羽生在英国的一家餐馆邂逅华罗庚，当时后者刚刚看完《云海玉弓缘》。这位数学巨子与素昧平生的“大侠”一见如故，发表了他对武侠小说的独特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得到普遍的认同，那就是：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

　　政治名人中，如廖承志，也爱读梁羽生的作品。

　　梁羽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著书半为稻粱谋》，其中说到：“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足矣。”

　　但除了娱乐性外，梁羽生的作品具有内含较高的质素。一位自称是“终年困于课本和文卷的教书匠”曾写信给他：“长期以来，都大力地帮助了我抗拒那隐秘的烦忧、焦灼，和填补那由于所在地域所造成的内心的空虚。……你的大作发扬了热爱祖国，伸张正义的最有益的传统……。”

　　恐怕正是这一点，使得梁羽生的作品几十年来风行不衰。

四、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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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武侠小说纯属无心插柳，当初绝没有料到日后的繁花似锦。

　　写完《龙虎斗京华》，梁羽生本想搁笔不写。他喜欢的仍是文史随笔，以为这才是真学问。

　　没想到读者反应热烈，报馆不肯“放过”，他就这样专心在武林经营起来。

　　1962年，他辞去副刊编辑之职，专事写作，成为地道的职业作家。

　　由于他的名头响，约稿繁多，经常同时进行两三个不同的故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写一万多字。他讲究计划性，有点像茅盾，写作前先列好大纲，找齐资料，方才下笔。

　　“我花费在收集与参考资料上的时间，比正式动笔的时间还来得多。但有时为了赶上截稿的时间，匆匆草就，无暇重读，难免会有错误挂漏之处。日后发表完毕而出版成书前，我会一篇篇仔细的加以检阅，凡是用字不当，情节不符，或是人物性格前后矛盾的地方，我都一一加以修正。”

　　梁羽生、古龙、金庸是三种类型相异的文人。金庸是全才、通才，既有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触，又有老到的人世之道，就做人而言，可谓炉火纯青，蔚为大家。梁、古二人是纯然的文人，只不过古龙属于放浪不羁一路，而梁羽生属于传统儒雅一路。

　　梁羽生性格中有拘谨、墨守成规的一面，影响到他的创作，即无法达臻金庸的博大精深，也无法做到古龙的激情澎湃。

　　最明显的是他的语言，较为滞涩，繁冗，有时候读来感觉较为沉闷。

　　但不管怎样，几十年的苦心磨炼，梁羽生仍能与金、古三足鼎立，自成一家。

　　梁羽生小说的魅力，可用下面的诗词来表述：一是梁羽生自己的诗：

　　谁把苏杭曲子诓？

　　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卉本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

　　二是刘伯端的词：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箭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很能代表梁氏作品的历史沧桑感与缠绵悱恻的情致。

　　梁羽生早期的小说喜用回目，意境深远，对仗精巧，雅致而具有相当浓郁的美感。后期虽因强调现代感与可读性而较少运用对联式的回目，但情节的推展仍明显具有某种怡荡有致的韵律感，抒情写景也一贯予人以如诗如画的印象。

　　他作品中的文学意境，明显的表现了他对于清代的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与文坛怪杰龚自珍的偏爱。

　　他十七八岁时就迷上纳兰：“那时候自己是公子哥儿，不通世故，总觉得和纳兰非常的有缘份。”纳兰的词意经他流光溢彩的文字，带入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中，展现了另一片清新圆熟的天地。

　　至于龚自珍，本身就是一个介于儒与侠之间的人物，诗中本来就充满侠气。梁羽生早期在杂文写作中经常引述龚氏《已亥杂诗》中的名句，例如“少年剑击更吹萧，剑气萧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有像龚自珍一般的名士型侠客，如慧星一般掠过血腥与权谋交织而成的历史舞台。

　　龙飞立先生甚至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陈晓林先生说：“他的武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权谋斗智，尤其擅长描写情海风波中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强烈而深邃的性格冲突。”

　　名作家司马中原则以为：“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梁羽生本人对待武侠小说创作，态度严谨，不断摸索，很少有苟且的时候。他曾强调武侠作家须具有明确的时空观念，还要有必要的地理知识、文学修养、宗教认识，缺一不可。

　　“以地理知识来说，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色彩与特点，如果我们将太湖的景致搬到西湖去，把桂林山水移到苏州去，就会贻笑大方了。我个人在下笔时，对于那些不曾涉足的地方，必定设法找出有关的游记和资料来参考，以求真实。”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可以书写任何东西，但他必须以他的生命去书写，他才能被称为作家，否则，只是文字游戏的玩弄者，甚至只是文字垃圾的制造者。

　　梁羽生在他的写作中，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整个的生命意识，所以尽管并未达到巅峰，却仍是一位广受热爱，个性鲜明的作家。

　　从六十年代以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海外流传。英国女作家Blomfield翻译过梁羽生的一首词，出自《龙凤宝钗缘》。

　　七十年代末，梁羽生的作品即流入大陆，十几年来被不断重印。他本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呼吁不应轻视武侠小说的存在。

　　梁羽生有许多作品被拍成影视，如《云海玉弓缘》、《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等等。

　　1982年，梁羽生对外声称他要“分期封刀”。近年来，他确实不再有新作，而把精力放在了修改旧作上，例如修订《七剑下天山》等作品。

　　他与金庸一样，也一直表示在晚年想写一部历史小说，他想写的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

　　虽然基本上停止了笔耕，但时至今日，漫步在大陆的大小书店，我们仍能见到梁羽生的作品。而在大陆出版的各种武侠文学研究著作中，都将金庸、梁羽生、古龙看作是当代武侠小说的三大家。

　　在台湾，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梁羽生的作品一直被禁止发行，直到1988年左右才得以进入台湾。但台湾已有不少“梁迷”，他的作品之正式刊行，引起一阵旋风。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曾主办过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集中讨论梁羽生的作品。会上有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和演员如司马中原、痖弦、陈晓林、曾庆瑜、罗青等，均高度评价了梁氏的创作成就。

　　最值得一提的是，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88年出版了一套“梁学研究系列”，与“金学研究系列”相映成趣。

五、迷于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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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之夜新娘独守空房，新郎官在棋社与人厮杀得忘了时间。

　　梁羽生曾是名气不小的棋评家。

　　他以“陈鲁”为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被认为是一绝。没有人写得那样富有吸引力，使不看棋的人也看他的棋话，如临现场，比现场更有味。

　　他出版过一本《全国象棋大赛》，开篇便是“杀气秋来肃，看群英棋坛奇鼎，橘中逐鹿……”颇有梁氏武侠小说的味道。写到棋手之间的激烈争战，诗词歌赋典故往往信笔引来。如说象棋坛从1960年起，已从璘“杨官暸时代”踏入“胡荣华时代”，他用这样的句子：“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分析名将王嘉良的缺点，则说：“若说杨官璘的棋风如今已是老去渐于诗律细，则王嘉良却仍是少年霸气未全消！”这样的词藻，这样的文采，自然与一般的棋评大异其趣。

　　但文雅有时候并不妥当。

　　例如，1958年，广州举办了第三届象棋赛。《新晚报》派梁羽生等人赴穗，火线编棋赛特刊。当时棋坛三杰中的杨官璘与李义庭一番交锋，以和局告终。各报纷纷报道，《羊城晚报》的标题是：“杨官璘双龙出海，李义庭苦战成和。”惹得李义庭大为不快，他说：也不过是成和罢了，怎的说得杨官璘那么厉害？他就是双龙出海，我却是苦战成和呢？梁羽生在《新晚报》上用的标题是：“杨李棋坛各擅场，卢前王后费平章。”用的是初唐四杰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典故。李义庭听了，知道说的是他们俩半斤八两，不分高下，便说：“你这样说，我就心服了。”

　　但作为大众传媒，梁的题目过于文雅，大多数读者反倒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既要有文化品味，又要有可读性，确实不容易。

　　梁羽生对于武功，只是纸上谈兵，发挥想象而已，终究不过一介书生。但对于棋艺却不只是谈谈而已，还亲身实践，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迷恋于其中，忘乎所以。他下象棋，也下围棋。

　　在《大公报》、《新晚报》与金庸同事时，据说他俩经常在下班后躲在小阁楼上杀得天昏地暗。

　　聂绀弩在香港期间，也与梁羽生结下棋缘，两人都是棋迷，一下起来就把世界置之度外，眼前只有黑白二色。那时候，聂绀弩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一过午夜十二点，排字房催稿的电话声，才能把他从“厮杀”中唤醒。

　　梁羽生说：“我学围棋，第一个师父是外祖父，九岁大就开始了。”

　　他颇有几次战绩值得骄傲。

　　约在1954年左右，当时的香港象棋冠军曹悦强、亚军何醒武在蓬香茶楼摆擂台。梁羽生以“陈鲁”之名，上台攻擂。先和何醒武大战，打成平手；再与曹悦强较量，曹从未听说过陈鲁，心下不以为然，没想到被“陈鲁”弃一炮，尽杀士相。好在梁羽生毕竟经验不足，棋差一着，最终败走麦城。国奕会发出的新闻稿对这局棋的评论是：曹悦强险象环生。

　　1977年3月5日，香港围棋社、日本棋院香港支部联合举办春季港日围棋对抗赛。梁羽生以港队代表身份，大战日本初段棋手松元福雄，结果大获全胜。

　　他还曾一路杀到马尼拉。

　　话说1976年，第六届亚洲棋赛在马尼拉举行。身为棋评家，梁羽生自然不会错过机会，随着香港队去观战。

　　很快就有人知道，棋评家陈鲁，就是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在颁奖礼那天晚上，热情的观众要求他上台和观众见面。梁羽生也成了明星式的人物，台上台下都有他的拥趸。他以他的文字，沟通了他和无数人的心灵。

　　梁羽生不无得意地回忆：“我原先想想，在菲律宾一个人也不认识，只带五十张名片就行了。谁知第二天就派光啦！”

　　马尼拉《东文日报》曾好几年转载他的小说，却并未付稿酬，乘着梁羽生到马尼拉，该报总编辑亲自向梁羽生表示道歉，梁羽生哈哈一笑：“你放心，我不是来讨稿费的。我是来交朋友的啊！”

　　到菲律宾看象棋的梁羽生，却在那儿一连下了三天的围棋。马尼拉围棋的业余冠军王芳圃与梁羽生下，梁让二子，结果输了一子半。后来又连下了四盘，梁羽生仅胜一局。

　　星洲棋会的会长林明彦也来和梁羽生下棋。还有一位洪先生，是星洲棋会的前任会长，几乎天天到梁羽生的房间，干什么？当然是下棋。

　　关于梁羽生下棋的趣闻，最精采的莫过于他的“蜜月之夜为棋挨饿”。龙飞立先生曾在他的《剑气萧心梁羽生》一文中生动地记载了此事：

　　一九五七年，梁羽生燕尔新婚，蜜月旅行到了北京。新郎哥技痒难熬，又跑到北京市棋社去，一心想向当今京师两大高手张雄飞、侯五山请教几招。不巧那天两位都未到。一位大概正在当值的指导，和梁羽生下了两盘。梁赢一盘和一盘。

　　棋术指导心中诧异，问道：“您是……？

　　“我从广东来的，”

　　“认识杨官璘不？”

　　“下过棋。”

　　“怎样下？”

　　“让二先！”（杨是全国冠军，当然无须说明谁让谁了。）

　　指导一见此人有来头，又介绍了一位北京某区冠军和他下。棋逢对手，彼此全神应战。几仗下来，不觉已是半夜十二时。梁羽生猛然省起自己还未吃晚饭，“却是苦也！”

　　原来北京人生活极有规律，一过晚上九时，饭店小馆已大多关门上锁。梁羽生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京城里大街小胡同里，纵有许多夜宵去处，又如何能晓得？那一夜便只好为棋牺牲，饿了一宵，终生难忘。

　　至于那位新娘子，蜜月之夜就演出一幕“倚门盼夫归”。那滋味究是如何？这却要问那位温文贤慧的梁羽生夫人了。

　　东方人的棋艺并不是一般的“艺”，而是隐含着东方智慧的精华。变幻莫测，摇曳多姿，棋中的世界，让人玩味一生仍是无法企及。

　　梁羽生对于棋的痴迷，与他的写武侠小说应是并不矛盾的，相反，有相互促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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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于平淡

梁羽生的生活平平淡淡，他热爱家庭，待人诚恳，幽默风趣。

　　梁羽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且看他的朋友赠他的两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
　　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模山百岳峙，还剑一身轻；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裂笛吹云歌散雾，萍踪侠影少年行。
　　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

　　前一首是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写的，后一首出自作家舒巷城的手笔。
　　梁羽生是一个侠骨柔肠的书生，举止言谈热情、风趣、自然、健谈，常常是笑声朗朗。他是朋友中的“开心果”，极富幽默感，也许无意逗人发笑，但他的某些举止，却往往成为事后连自己也觉得有趣的笑料。
　　有一年，那时梁羽生尚未结婚，出于好奇心，去光顾一名据说非常灵验的相学家，回来对朋友说：“他真的很灵！”问怎么个灵法，他说：“有两件事可以证实，第一件——他说我和女朋友吵过嘴；第二件——他说我适宜在外发展，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朋友们笑起来，说：“第一件，和对方吵嘴闹别扭是恋爱中男女的普遍事情。第二件，听你的广西口音就知道你已经离家很远了。”他一听恍然大悟，连叫：“中计了。”
　　梁羽生属于原则性较强的人，大事毫不含糊，但小事却往往糊里糊涂。他能背诵历代诗人、词人之作，数以千计，读书能力很强，然而对身边琐事却会转瞬即忘。可能他的精神全用在了下棋与写作，顾不得其他。
　　一次，他和一个朋友约定中午在某茶楼饮茶，结果他迟迟不到，朋友打电话问他，他诧异道：“不是说明天晚上去吃饭吗？”
　　梁羽生的夫人笑着对朋友说：以后不跟他旅行了，因为一路上都要分神照顾他的旅行证件等等。看来，梁羽生在夫人的眼中，还是个大孩子。
　　在某次饮茶时，梁羽生突然问朋友：“有人说过，我做人不够世故，是不是？”说着轮流替大家斟茶。有个朋友打趣道：“咦，你这不是够世故了吗？”另一个朋友举起茶杯说：“那么就饮他这杯世故茶吧！”于是，笑声一片。
　　上面第一首诗中，“东坡竹外情”，说的是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梁羽生虽然体态“丰满”，大有减重之需，却仍有东坡的豪情，但他是竹可以不要，肉是万万不能不吃的。因为家人的干涉，便在上班路上忙里偷闲，买一包烧乳猪或肥叉烧、卤鸡腿，到了办公室，就一边写，一边大食肉类。有时候馋虫上来，在路上就边走边吃了。这大概就是梁氏自称的“名士气味甚浓”吧。
　　梁羽生过的是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生活。他与太太白头偕老，一往情深。他对别人说，他的夫人是他的护士、公关、会计和秘书。梁羽生患有糖尿病，必须天天打针吃药。他的夫人悉心照顾他的起居，还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和应酬。闲来无事，夫妻俩品品茶，聊聊天，有时则去公园、书店及图书馆走走，活得悠闲而又规律。
　　绚烂之极，大生大死，固然是一种活法，而且是一种浪漫的活法；但平平淡淡，随遇而安，也是一种活法，看似无味，却在时间的历练中，隐藏着馥郁的芬香。就像陈年的老酒，细细品味，才能觉出它的底蕴。
　　几十年来，梁羽生作为一个自由的写作人，如同野鹤闲云，悠然自得，又如同一个人生与社会的旁观者，笑看无限往来人。他青年、壮年的时期是一个本色的文人，到了晚年，仍是一个本色的文人。
　　1987年，他与夫人移居澳洲，别人问他移居的原因时，他微笑说：“老来从子嘛。”
　　梁羽生有三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长子在悉尼当会计师。
　　梁羽生到澳洲后，引起当地华人社会的一阵热潮，因为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读过他的作品。且看1987年12月31日《新报》记者鲁河维的一篇专访：

澳洲访梁羽生

梁羽生来了澳洲！
　　梁羽生是位响当当的武侠小说作家。爱看武侠的读者，对他大抵都不会陌生。从前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意见有分歧，有些认为多看无益，有碍文艺正风。近来意见较为统一，特别是对金庸、梁羽生的作品。
　　台湾、香港、南洋、大陆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不但诵读他们的作品，而且组织力量去研究、整理，大有发展成为“金梁学”的可能。
　　“你去访问梁羽生先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编辑说我不是个武侠迷，访问会客观些。接了任务，跑到唐人街书店去做“功课”。书店有武侠小说出租，梁羽生的独占一格，可能是出租率高吧。书都是伟青出版社的，有《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散花女侠》、《白发魔女传》……真是书多不能尽录。看来，还是说老实话好。
　　“梁先生，我不是你的读者，但想访问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短小身材的梁羽生，中气可十足，笑容满面，真令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请问梁先生来了多久？”
　　“才两个多月。”
　　“习惯这儿的环境吗？”
　　梁先生说他喜欢澳洲。他特地开了露台的门，指着外边一株绿叶蔽天的古木说，每天早上他都听到蝉鸣，这在香港是奢侈得很的声音。
　　梁先生为什么会到澳洲来，原来是老来从子，他有三位公子，现都饱读诗书，成了专业人士。
　　“他们嘛，各散东西。说来奇怪，他们少时，我便舍得让他们到外国读书，一去七八年。他们惯了独立，也惯了外国的生活，反而不爱呆在香港。”
　　梁先生的大儿子在澳洲，老二在加拿大，老三刚念完书，现正在周游列国。
　　“梁先生到澳洲来，是决定长居或是短留？”
　　“来看看。好嘛，我们会考虑长住。我写武侠小说写了三十多年，很想休息一下。找个清静地方，看看书，修订一下旧稿。
　　“梁先生，你现在还写不写武侠？”
　　“我计划利用澳洲这清静环境，来完成我所有武侠小说的修订，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叫《梁羽生系列》，现只修订了五部。从前每日替多间报纸写连载，作品里免不了有急就而生的不满意，现在正是修订的时候了。”
　　此外，梁羽生也大力搜集古今中外对联，写对联的文字，发表了不少，现正打算再订正一下出书。
　　梁太太在旁说：“他忙了这么多年也应休息一下。他身体给写作累得有了糖尿病。我们到澳洲，一来从子，二来想趁澳洲不兴应酬的环境，让他真正的‘戒口’，把糖尿病调养好。”
　　说到研究对联，我问梁羽生那是不是他写武侠的副产品？梁羽生开创的新武侠爱好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中的。
　　“大概不是，我一向对对联有兴趣。”
　　“梁先生，你的旧文学修养那么好，是不是有点家学渊源？”
　　“大概也可这样说，我的外祖父是薄有名气的词人。我的堂兄弟是早期的留法学生，我自小便在家严督促之下，无法偷懒……”
　　“如此说来，今天的学校在中文学习方面，课程并不着重古典文学，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路武侠小说后继无人？”
　　“这方面，我不大清楚，但事在人为，如果真有兴趣，可摊开他人作品研究取材，就像我初写时，何尝知道什么是老树盘根、力扫千军、泰山压顶。”
　　梁羽生除武侠外，还以“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写历史小品和文艺随笔，前者辑为《中国历史新话》、《古今漫话》，后者辑为《文艺新谈》。读者若要多知梁生的资料，可以翻阅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六八四页。
　　“奇怪，我用心写的文史小品，销路不好，我游戏之作的武侠，却都是畅销书，这个我不明白。”我想这是梁老谦虚之言吧！
　　梁羽生用文字在中国历史中驰骋了大半辈子，晚年遁去海外“仙山”，蓝天，白云，绿树，沙滩，不知他的心情是否逍遥？而他一直酝酿着的长篇历史小说不知是否正在进行？喜爱他作品的读者一定都衷心祝愿这位成绩卓然的武侠小说家在异国的土地上安享人生，更期望着他的笔端重新流出涓涓的词句，将人们带进一个悠远而美好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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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天地之侠

梁羽生说：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

　　人世间纷纷扰扰，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
　　情形往往与我们的理想相反：那为恶的，荣华富贵，鸿运高照；那为善的，坎坷潦倒，穷途末路。
　　还有，损不足而奉有余，等等。
　　人世间的不公比比皆是，我们可以隐忍，也可以抗争。然而，无论怎样隐忍，无论怎样抗争，年年岁岁，不公是从来不会消失的。就像大地有高山平原、湖海江河一样，人世也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平等。
　　然而，人心会有不平，会有向往，会有憧憬。
　　于是，“侠客”诞生了，“侠义”的传统形成了。
　　在不公的重压下，纸上的侠客，如同一剂清凉散，带给读者的，是短暂的解脱。超人的武艺，高洁的情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诸如此类，实在美丽动人，让读者洞见到人性中清纯的一面，更让读者感到人间自有正气在。
　　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认为“游侠魂”是中国国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质之一。他进一步分析侠义精神的内涵：“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忿，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相也。”
　　吴小如则提出侠义传统有三个特征：“一是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是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还要有超人武艺。”（见《说（三侠五义）》）
　　陈山将侠义传统看作“中国民间社会独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就基本体看，它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敢说敢做、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
　　新派武侠小说都继承了上述的侠义传统，或者说，都将传统的侠义精神重新发扬光大。这是它们之所以吸引现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诺德·豪泽尔认为：“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一位名叫“月湖渔隐”的民间文人在《七剑十三侠》的序中说：
　　“于世风颓靡中得几个侠士，以平世间一切不平事。”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其间的痛苦、不平，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西方列强的征服、蹂躏，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静与和谐。祖国土地的被割据，民族尊严的丧失，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曾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中国人却被视作狗，甚至连狗都不如。就像一位诗人沉痛的吟咏：

　　中国中国你剪不断也剃不掉，
　　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
　　——芦沟桥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
　　中国中国你跟我开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个问题，悬在中国通的雪茄烟雾里。
　　他们说你已经丧失贞操服过量的安眠药说你不名誉。
　　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被人强奸轮奸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

　　当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飞檐走壁、武功超群，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类的景像频频出现，受尽西方霸权欺压凌辱的中国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恶气；同时在中国武功的神秘幻觉中，享受着片刻的胜利者的喜悦。
　　七十年代以来，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电影，是以近现代中外冲突为背景的。由于武侠人物的精湛武艺、不屈不挠、精忠报国，大大缓解了长期在屈辱状态中的中国人的心理重负。在如梦如幻的武艺演绎中，抒发的乃是现代的中国人的愤怒，以及恢复旧日光荣的梦想。
　　这可能显得相当浅薄，甚至庸俗，但却是最真实的群众心理。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精神渗透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衰败，从观念到生活方式，淹没在“西化”的浪潮中。渐渐地，许多中国人遗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当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
　　大约从六十年代开始，诗人们开始缅怀起唐朝的江南，古典的莲花，那等在水边的容颜，……那清纯的中国式的美感经验。在古典意象的营造中，摆脱支离破碎的现实引致的无序和创痛。借着文字，借着武侠小说，许多人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诗意的中国，那失落了很久的，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
　　而武侠的回归则始于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出现在殖民地的香港，首先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引起反响和热爱。很多读者都认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在断裂的河岸架起，使他们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联结的传统。
　　越来越多黄皮肤的身体披上西装，越来越多黄色的手指握着钢笔，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影片占据着黑色的眼珠，越来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丧失了自我的本性。
　　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张张清新而健康的面孔，以及一颗颗纯洁的心灵；那是缀着竹、梅、莲、青山绿水、西湖太湖、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等等景致的场面，是最中国最母亲的山川；那是充满着中国的音乐、技艺、色彩的空间，穿着汉服的男人与女人，生命开放如同阳光、花朵，散发的是侠义精神的芬芳。
　　在道德腐败的年代，在唯利是图的岁月，这些武侠作品告诉我们另一类原则，那就是侠义的原则，人之所成为人，不在于他的权势或金钱，而在于他的精神、骨气。为了名誉，为了友情，为了国家，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人可以牺牲生命，而不能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于世界。人不应当琐屑、怯懦、狡猾，而应该开朗、豪爽、真诚，堂堂正正，活出人的韵味来。
　　传统文化的式微，国运衰败，道德堕落，为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传统提供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契机。
　　当然，每一位作家在抒写侠义传统时，都会有不同的风格。梁羽生笔下的侠客，以及这些侠客所体现出来的侠之品格，无疑包含了上述侠义精神的共性，但也有他个人化的痕迹。
　　梁羽生特别强调“家国意识”。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作为一名侠客，他首先要承担的是拯救国家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侠客们总是风尘仆仆，东奔西走，或组织义军，或劫取皇帝的贡物，或深入敌人的都城，刺取情报。
　　例如，张丹枫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涂狭隘违反百姓利益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凭着一身惊人武艺和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却从不矫情饰俗。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活脱脱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他善哭能饮，教人想起同样善哭纵酒的魏晋名士阮籍，然而绝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他甘愿抛却富贵荣华，把祖传宝物地图献给于谦，以作捍卫国家的义兵军饷。
　　这些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飞这样的英雄。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小说如《武林天骄》、《联剑风云录》、《鸣嘀风云录》等，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正是他的精神，无形地鼓励着那些活着的侠客前仆后继，为收复失地、重扬国威而奋斗。岳飞的诗《满江红》成为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北望中原，壮志昂扬。
　　然而，梁羽生毕竟受过近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于皇帝无条件地服从。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侠客的家国意识中丝毫没有对于当朝政权的认同，他们所要捍卫、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国家，群众的国家，而非皇权的国家，或权臣的国家。
　　在梁羽生看来，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为官府作事而对别人作出判断，如果是为官府作事，就是“鹰爪孙”；如果没有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侠义道”中人。这是民间的是非标准，将官府与江湖视作二元对立的双方：官府是贪婪的，是阴险的，如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肮脏的；而江湖则是质朴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没有写过一个好的官吏，也没有写过一个作官的侠客。官府总是阴森森的，而且，更为令人痛心的是，总是卖国求荣。执掌政权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国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侠士，偶尔也有岳飞这样的忠臣，为国家的命运耗尽心血。
　　这种民间的伦理观念相当原始、单纯，却在道德净化方面潜移默化地对于中国人起着无形的作用，也完全制约着梁羽生的写作。当侠客们的民族主义热情面对本民族政权的丑恶与他民族人民的无辜之时，那种以“官府”“江湖”对立为基础的好坏观念便油然而生。侠客们会宣称：他们既不喜欢本民族的政权，也不喜欢他民族的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双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安定的生活，而无论侵略或者投降，都带给人民无穷的灾难。
　　简言之，梁羽生的侠客只是怀着为国家为人民这样的简洁的信念在行动。这样的信念合乎大多数人的观念，几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坏、官、民、汉族、异族等等因素之间，是否真的径谓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伦理意识去简化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呢？
　　对于此类问题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侠义传统只是习俗性的民间道德观念的再书写，更使得他笔下的侠客形象大多显得苍白，感染力不强。他们在小说中晃来晃去，互相之间却缺乏显著的区分。如《鸣镝风云录》中的公孙璞、谷啸风等人混在一起，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团模糊，可能看到最后，连谁是谁都分不清。
　　如果侠义精神只是一种教条性的信仰，而不和丰富的人性相结合，那么，就很难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侠客。
　　侠客也罢，别的什么也罢，首先都必须是一个人。他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个人，别人也必须把他看作一个人，否则，他可能只是某些概念的载体，从而丧失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根据自己理解的侠义原则，梁羽生将正邪、好坏区分得相当清楚。写正面人物时，不允许出现有损于形象的描写。例如，他曾谈到《塞外奇侠传》的写作：“我在书中把这一段写成飞红巾的初恋，是幼稚的。叛徒押不卢被压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挥短剑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许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红绡一听说恋人是金国的贵族，立即斩断情丝，毫不留恋。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惯用的，却值得质疑。
　　真实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实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爱是否会完全受制于政治、道德的因素？这些我们都无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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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天地之史

历史是什么?可能只是一块石碑，一堆瓦砾，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无声地诉说着那已经消逝的一切。fficeffice" />

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文献记录，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地被改写着。

历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残存的事物不会言说，而言说的文字永远无法抵达当时的情境。

情境是无法再现的。

然而。人类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历史，摹写着历史，而且都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实的，最忠于历史的。

文学以它自己独特的形态书写历史。当文学以历史素材为题材时，最能显现自身的特色。文学并不企求描述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它只不过借历史来表现作家的情感。更确切地说，文学中的“历史”，一经作家的艺术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历史本身的意义，而与时代或与作家的个性发生紧密的联系。读者并不能从文学中去把握历史的真实，读者从文学中得到的，大多是审美的喜悦。

所以，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但任何历史文学都具有双重关系，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现实有关’。批评家的责难也往往在于：这部历史文学作品脱离史实，或不符合史实。历史的真实是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吗?历史文学首先是历史呢?还是文学?这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历史文学首先看作是文学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学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虚构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于事件本身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说： “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

狄德罗则更为明确地表示： “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认为最能感动人的东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被人称为“兼有历史小说之长”。确实，梁羽生的大多数作品都有史实的依据，他写作的范+围涉及从隋唐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其间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写到。可以说，他以文学的手法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视野。对于许多读者，正是通过梁羽生的作品，才对历史发生兴趣并有所认知。

梁羽生认为： “虽然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历史未必会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然而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真实，是有连带的因果关系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点上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举一个例子说，根据近史，康熙皇帝当然并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可是在小说里却是可以这样写，因为以帝王阴毒的特性，他杀父亲并不稀奇。而且在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残杀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当然在小说中也不能歪曲历史，若把秦桧写成忠臣，岳飞写成奸臣，那就应受责骂了。但在写秦桧之奸时，却可以根据想象，把他奸恶的脸谱，更鲜明的画出来，例如写他怎样和敌人勾结，怎样算计岳飞等。把历史通过艺术的安排，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更具体生动，这就是对涉及历史人物创作的要求。”

梁羽生对于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还了解很多野史和传说，而且还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间风俗、社会心态等等。例如，读他那些以南宋为背景的作品，我们对那时的民族矛盾，双方统治阶级的情态，民众的心理等，都会有深切的了解。

他写了许多真人真事，如义和团、武则天、魏忠贤、纳兰性德等等。他不仅写出了这些人和事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也写出了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独到认识。

《龙虎斗京华》的背景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形成于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势力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败，它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并以极其迷信的方式抵御西方人，成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性运动。既有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层民众极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历史书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笔下，对于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说法。鲁迅曾经认为“义和团”体现的只是一种兽性的爱国主义。

梁羽生较深入地研究过义和团，他从小说角度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描画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以及义和团内部“灭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与斗争。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之中，个别“英雄”的真知灼见、卓绝才华，都无济于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结尾他写道：

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大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议。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

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瓜分一事，实属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众的不可轻侮了。

义和团失败了，但这失败却是另一成功的起点。他们退出了城市，退入了乡村，不再是几十人的小集团，而是结合着数十数百万人的大部队。火种没有熄灭，火种埋在民间。

在李来中退出了北京时，他才感觉到柳剑吟以前劝他不要入北京的话是对的，他们还没有条件进入大城市。他们应该做的是生根在广阔的农村。

京津失陷之后，混入义和团中的坏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满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对外谄媚，对内镇压的面目。它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团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的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信赖的。

时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笔下的义和团，更多地展现了农民运动的正面意义。而梁氏的议论及观念，似乎也受到当时正在大陆兴起的新进的历史观(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

再如《女帝奇英传》，写的是武则天的故事。

关于武则天，各种史书、文艺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在男权话语占主导的社会，对她的谴责远多于赞扬，尤其是在两性之事上，更将她说得污秽不堪。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否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王权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权?又如何能将天下治理得太平繁荣?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个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怀。

梁羽生正是从人的立场，从客观的历史立场，来重新看待武则天。于是，在他的笔下，武则天成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儿为她的气度、胸怀折服，放弃了复仇的念头，而成为则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写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无助。虽得了天下，并得到天下百姓的称赞，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几许?

没有对唐朝历史的深入探究，没有对于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个形象鲜明、血肉丰满的武则天。

另外，梁羽生还写过纳兰性德、魏忠贤等大批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只是被简要地记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说中，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变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来魏忠贤有个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飞则有个外孙女叫张雪波，嫁给了金国的贵公子，……诸如此类，也许并不实有其事，却令平面的历史人物变成立体的，生活于人性空间的真实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说家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加以诗意的填写。

总的来看，梁羽生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倾向于民族冲突、朝代兴亡之际的风云变幻及人事沧桑。这也许与梁氏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思虑有关，借历史来化开心中块垒。他的字里行间，也确然引起读者联想到近代中国的情势，尤其引起读者的“家国之恨”。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蹂躏，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权的腐败、堕落。如何挽救国家?而国家又在何处?

就历史观而言，梁羽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导着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强调抽象的“人民”两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人民对立的是官府，是残暴的入侵者。正是基于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确立了他小说的主题：为人民的安乐而奔波、而斗争。

但是，梁羽生并没有进一步思考： “人民”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如何与实在的、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谐? “人民”是谁?在哪里? “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历史的发展，恐怕并不单单是人民与官府之间的对抗而促成，还有许多无法界定的人物事件、无法言说的刹那，等等，编织着复杂的历史。这正是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学家们深入研究探讨之处，有待更深刻的剖析与解释。而梁羽生看来尚不具备这种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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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天地之诗

有人说，叙事文学的诗意越浓，其价值越高， 《红楼梦》所以不朽，就因为它本质上不是小说，而是一首诗。fficeffice" />

这话不无道理。

诗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与神话一样，反映着人类最深邃的精神、思想；同时，也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最纯粹的审美方式。

诗在心中存在时，大地、山河无不具有诗意，黯淡的人世间便洋溢着光辉。

诗意是神性的召唤，也是人性的最后栖息地。只有找到了或感到了诗意，人才能够像人一样，甚至像神一样生存下去，并超越所有有限的拘束，在限制中享受到自由的大欢喜。

因此，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学或其他的艺术，不必有什么通俗与严肃的藩篱，但确实存在着品味的差异，最基本的就在于诗意的有无。一类是充溢着诗意的作品，另一类是毫无诗意的作品。

金瓶梅》与《红楼梦》一样，写的都是一个男人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故事，但后者是曲尽人性之奥秘，写尽人情之悲欢的诗意作品；前者只不过是一部平铺直叙的，展览式的故事书。其问的格调、风格，一读之下即能分辨。

新派武侠小说家如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之所以能受到热烈欢迎，并逐渐被正统的学院派所接受，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作品中有诗意，而不只是单纯的传奇故事而已。他们对于人世、人性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并以内在的情愫，形诸于笔墨，感染着读者。也就是说，富有诗意的作品，引起的阅读反应不只是好奇、过瘾，还有感动与深思。

梁羽生如何营造他的诗意呢?

他在作品中直接加进了许多前人的诗词名作，而有些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

《鸣镝风云录》中的开头引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散花女侠》的开篇则是他自作的《浣溪沙》：

万里江山一望收，乾坤谁个主沉浮?空余王气秣陵秋。

自草新词消滞洒，任凭短梦逐寒鸥，散花人去剩闲愁。

《龙虎斗京华》的开篇也是自作的《踏沙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雾，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淤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在每一部的小说开头题上这样的一首诗或词，当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暗藏玄机的。读完整部小说，回头再看开头的诗词，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首诗词已经包含了故事的主题。或者说，小说的故事如果用诗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也就是这么浓缩的几句。这就给读者一个对比的乐趣，也增添了诗的意境。

在小说情节的进行过程中，梁羽生也喜欢笔锋一转，流出一首诗作，顿时使得人物的一t2,境或环境的气氛，变得更为细致，更有韵味。

例如， 《鸣镝风云录》第二十回写辛十四姑弹《诗经》小雅中的《白驹篇》：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立，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暗示出她内心的一段情爱。

《散花女侠》第十五回写到： “这时已是月过中天，在万籁俱寂之中，忽听得有人长啸，朗声吟道： ‘不负青锋三尺剑，老来肝胆更如霜!’一人弹剑而歌，渐行渐近，竞就是铁镜心的师父石惊涛!”

两句诗即把石惊涛的形象烘托得令人难忘。

中国古人向有‘‘诗言志”的传统，这在梁羽生的作品也很常见，表达伟大的志向，甚或男女的情爱，喜欢以诗来影射，平添了一份朦胧的美，以及一种曲折的意旨。

除了直接引用诗词，梁羽生的语言也颇富诗质，他的一些句子颇有诗词的句法，读来琅琅上口，言简意赅。

写景的如：

绣槛雕栏，绿窗朱户，迢迢良夜，寂寂侯门。月影西斜，已是三更时分，在沐国公的郡马府中，却还有一个人中宵未寝，倚栏看剑，心事如潮。

《联剑风云录》

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洒墨化飞泉。地点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是在桂林风景荟萃之区的普陀山七星岩上。

《广陵剑》

这时正是红草成熟的季节，一望无涯的荒原，都在茂密的红草覆盖之下，红如泼灭大火，红如大地涂脂……。

《弹铗歌》

梁羽生虽然没有去过天山等地，但写及这些地方的景色，却相当准确而美丽。总是淡淡几笔，就如电影的蒙太奇一样，显现在读者的眼前。而且，景与情相依存，景的色彩反映着人物的情感以及故事的情节之跌宕。

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如：

张丹枫、铁镜心、毕擎天的影子又一次的从她脑海中飘过，自从来到义军军中之后，她和铁毕二人朝夕相见，已是不止一次的将他们二人与自己师父比较，又将他们二人比较，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把张丹枫比作碧海澄波，则铁镜心不过是一湖死水，纵许湖光潋滟，也能令人心旷神怡，但怎能比得大海的令人胸襟广阔；而毕鼙天呢?那是从高山上冲下来的瀑布，有一股开山裂石的气概，这股瀑布也许能冲到大海，也许只流入湖中，就变作了没有源头的死水，有人也许会喜欢瀑布，但却不是她。

《散花女侠》

运用比喻，将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心理矛盾形象凸现，同时，也使得铁、毕两个人物也更加突出。

梁羽生有时运用梦境，制造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美，从而引领读者窥测到作品中人物幽暗的无意识世界。在《七剑下天山》等作品里，他都运用过这种手法。

梁羽生对于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是有所接触的，他写过《怪梦不怪》等小品文，谈到心理学对梦的研究，并指出： “我们可以说梦虽然经常表现得离奇怪诞，但却与现实生活有关联。它绝不会无因而至。”

因而，梦是一种意象式的东西，无逻辑，无秩序，却暗示着一种本质的真。

金庸的作品也有过类似的尝试。这正是新派武侠善于广泛吸取养料的证明。

儿女情态的摹写，也是使梁羽生作品诗意盎然的因素。梁氏喜写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深意长，或深或浅，云淡风轻，却给人强烈的印象。

例如，写张玉虎与龙剑虹初次相遇，互相争执，而张玉虎心底暗涌波澜，情难自禁，梁羽生只是用了几句简单的白描，并无夸饰：

心念方动，忽觉一股幽香，沁入鼻观，却原来是那位龙小姐也躲到神像背后来了。庙中这个神像虽不算小，但两个大人藏在它的背后，究竟不免耳鬟厮磨，张玉虎心头一荡，面上一热，稍稍撕开几寸，…………

四掌相触，连击三下，张玉虎但觉好似有一股暖流似的，从她的掌心流遍自己全身，禁不住心中为之一荡!

《联剑风云录》

一对俊男靓女的偶然相遇，由刹那的感官如嗅觉、触觉的震动引起心灵的骚乱，这是奇妙的精神现象，也是人类永不断绝的美丽场景。只要有男人，有女人，只要人类尚有灵性，就永远会有这样的激动与震颤。这最初的一刻蕴含着生命的全部含义。

当然，一部作品的诗意，并不完全依赖文字的技巧。归根结底，诗意的形成，在于作者的心底是否对于生命怀着一种热爱与追求的热情，对于人世，是否怀着一种贴近而又超越的势态。

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块天空，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格调。我们几乎只能说，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拥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诗意的作品之所以诗意，是因为它拥有一种诗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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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天地之情

人世间的万千变幻，莫不因为情的摇曳多姿。fficeffice" />

所以，佛家说：只有斩断情丝，才能得以解脱。

然而，又有谁能够真正摆脱情的缠绕?情是一种宿命，一种前生的注定。在情海的起伏中，人无法主宰自己，不由自主地行动，甚至走向毁灭。

情之最常见的形态乃是男女之情，所谓的爱情。但爱情是什么?

黄霑说得轻俏：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只知道爱情一来，两张嘴就粘在一一起。”

确实，爱情再复杂，最后也不过还原为一个动作。

但小说家并不这样想，非要在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大做文章。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新，很大程度是作者重视写男女情爱，而且将它写得回肠荡气，刻骨铭心。

梁羽生的每一篇作品都以爱情为主线。

梁羽生写情，总倾向将情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置于恩恩怨怨的纠缠之中，让人左右为难，无从选择。

陈晓林说得好： “梁羽生的作品，既然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又多以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与权力争夺，作为配合作晶情节推展的主要线索；既然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霸业、权臣倾轧，本就充满了黝黯与残酷的谋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是传统历史发展的铁则。想象中具有强烈浪漫情怀的名士型侠客侧身其间，本就不能不表现为一种悲剧性的挣扎。”

确实，梁羽生对于人类为情所困的处境，以及情与外在环境的对立状态，体认得异常强烈。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写出诸如爱与民族仇恨，爱与世俗观念，爱与前代恩怨，爱与阶级分野等之问的抵牾及紧张。

他以悲剧性的情境来表现情。

《女帝奇英传》展现了一幅由政治制造的爱情悲剧。李逸作为皇室后代，无法谅解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只好落拓江湖。他努力着要恢复李家天下，却屡遭失败。他与上官婉儿、武玄霜之间的情爱纠葛，更是令人鼻酸。对于这三个人而言，在人为的政治漩涡中，都不得不舍弃他们内心的真爱，而在尘世随波逐流。李逸本与上官婉儿心心相印，却因政见不同而天各一方。作为武氏家族成员的武玄霜，却对天然仇家李逸发生爱情，明知是一杯苦酒却无法自禁。最终，李逸与孙长璧结婚，短暂的安宁后，又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武玄霜不得不孤身，一世，陪伴情人的遗孤，终老此生；上官婉儿则作了武则天的儿媳。

政治体制本是人的创造，然而，这种创造物却愈来愈使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使人丧失了人性。

《弹指惊雷》由多层面的爱情悲剧构成。第一层面是孟元超、云紫萝、杨牧三人之间的故事，孟与云相爱并已怀孕，杨利用谣言造成孟已战死沙场的假象，遂与云结为夫妻。这是一个常见的母题，关于爱与仇的母题。例如，在《三言二拍》中，记载着一段小故事，某妇人长得漂亮，邻人垂涎之，便在雷电交加之夜装鬼害死其丈夫，然后假意关心妇人，从而骗得妇人嫁给自己。对于男人而言，这是以血腥的手段夺取自己所爱，是动物性的张扬；对于女性而言，成为被男人争杀的对象，沦为物的层面，而其心理的波澜，更是非三言二语所能说清。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孟成了义军的领袖，而杨成了清廷的爪牙，更加剧了冲突的气氛。但无论云紫萝，还是杨牧、孟元超，其实都是悲剧人物，杨是欲望的牺牲品，而云、孟则是被命运所欺骗，所捉弄。

第二层面是龙灵珠父母的惨死。他们倾心相爱，却遭到龙灵珠外祖父的反对，还打断龙父的腿，致使他们双双遭人暗算而死。这是典型的父母干预型的爱情悲剧。亲生的父母亲在这里成为悲剧的制造者，抹去了亲情的光辉，剩下的只是怨恨与敌意。龙灵珠变成性格偏激的少女，并把外公视为自己最大的仇敌。

第三层面是冷冰儿与程剑青的爱情纠葛。爱的本能与渴望，可能会使一个少女甘愿被歹人所欺骗。一个女作家说： “女人从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宁愿被强奸千百次，也不愿被人冷落独守空房。”这是颇有悲剧意味的心理本能。

第四层面是在冷冰儿与齐世杰之间展开。双方性格之差异，以及齐母杨大姑对冷冰儿身份的顾虑，造成这双年青人爱的不可能。

第五层面是冷冰儿与杨炎的故事。他们之间并未产生真正的爱情，只有姐弟之情，但偏激的杨炎与绝望的。冰儿在特定的情境下失去理智，恰恰又被奸人所看到，因而引出一系列的恶果。

小说的结局仍是迷惘的，完美的时刻似乎只在未来，或只在心中。

《云海玉弓缘》中的厉胜男则是生死之恋。她自小家破人亡，死里逃生，肩负着全家的血海深仇，为复仇而避世隐居，苦练武功。长时期的环境压力和心理负担扭曲了她的青春，使之不能正常发展。她爱金世遗，金世遗却爱着华之谷。最终她迫使金与她举行婚礼，却在片刻后死去。在无望中苦苦追求，在死之中印证爱的恒久．这是人世问最富悲剧性最富诗意的爱。

就故事的设置、铺排而言，梁羽生很善于烘托悲剧的气氛，善于将人类的情感放在悲剧的情境中加以拷问。但是，大多数时候，梁的中庸观念、正邪观念，阻遏了他对悲剧的深层挖掘。他喜欢以大团圆作结局，邪不压正，皆大欢喜。他喜欢以绝对的是非标准取代细腻的心理活动，例如，任红绡一听到情人是金国的贵族，就一下子认定他是坏人，而对他毫不动情，这在现实生活中恐怕并不真实。

所以，他停留在悲剧的故事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悲剧的哲学层面。

比较一下《武林天骄》中的檀羽冲与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会明显感到后者更具悲剧的震撼力。这二人的背景几乎完全一样，在两个敌对民族的夹缝中无以生存，既不容于这民族，也不容于那民族，既爱这民族，也爱那民族。但战争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这种状况下作出选择，要么站在这一边，要么站在那一边。然而，檀羽冲的结局不过是肤浅的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的梦呓，而乔峰的结局则体现出金庸对于人类生活中“不得不”的体验之深。

悲剧并不是苦戏。

悲剧表现了自我完成的生命力节奏。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种种力量对于生命的主宰、摧毁，并且它们的不可改变或不可逆转性，触发了人类最本原的悲剧意识；而死是是其中最常见、最基本的悲剧力量。没有死亡的体验或思索，悲剧意识即不存在。这就是说，人们只有在认识到个人生命是自身的目的，是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时，悲剧才能兴起。

雅培斯说：“绝对而根本的悲剧意味着无论如何都只有死路一条。”但这并不是说，悲剧只是苦难或痛苦，只是伦理的倾诉。悲剧不是伤感更不是滥情。若对我们所难以把握的无限广袤毫无感受，那么，我们最后能成功传达的只是苦难——而非悲剧。

满足于个人情感的渲泄，只是感伤，也许能达到优美，但永远无法企及崇高。悲剧立足于超越，对个人情感的超越，对苦难不幸的超越，这种超越最终表达的是对于人的终极存在的关注，对于人的尊严之渴望。所以，具有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都是崇高的作品。 “所谓悲剧，并非一般所说的苦戏，而是指极度严肃的，超乎个人的恐惧与怜悯，最后能产生对人生及整个宇宙的激悟。”(洛夫语)

普遍认为，悲剧意识的形成，在于两种或多种正反力量之间的冲突，而且总是正面的力量受挫。当一位主人公经受厄运的考验时，他就证明了人类的尊严和伟大。人可以在任何变动下，都勇敢而坚定，只要他活着就可以重建自己。他还能够自我献身。

悲剧中反面的力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候是神的力量，有时候是命运，有时候是性格。而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导致人性异化的反面力量。无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规范所形成的巨网——有形的或无形的——在如何支配、扼杀、扭曲着个体生命的存在，个人对此无能为力。

就西方文学而言，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毁灭人自身或毁灭人所追求的所有完美的具体形象之种种力量，人不得不有所反抗，而此种反抗终归趋于无效或失败。因此，行动是悲剧主人公不可或缺的品格。有些学者因此而对中国文学中是否有悲剧持怀疑态度。

确实，中国很少西方称之为“悲剧”的戏剧，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却是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几乎奠定了中国古典文人悲剧意识的基本情调：于生命的有限中企求那无限的超越。因为这种超越的渺茫，中国古典诗歌才有如此哀婉无奈的感情色彩；也因为这种超越的渺茫，老庄哲学和禅宗都给人以浓厚的悲剧情怀。

时间是中国诗人最普遍的动机和主题，天地万象差不多都可以引动时间的感慨。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曹植)， “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阮籍)、“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等等，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中国古典诗人往往将他们的现实忧愤如惨遭贬谪、或宗社沉沦等，升华为时间忧患，比如屈原在《离骚》中反复叹息： “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正是表现了他对于个人命运，国家前途痛彻心肝的忧患。这确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的悲剧精神，大抵源于对时间法则的反抗，老庄、禅宗则经常被运用以作为此种反抗的哲学依据。

梁羽生多少秉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悲剧情怀，那种烈士暮年、美人迟暮的嗟叹是时隐时现的，例如， 《白发魔女传》中的一段：

玉罗刹见他垂首沉思，久久不语；那知他的心中正如大海潮翻，已涌过好几重思想的波浪!玉罗刹低眉一笑，牵着他的手问道：“傻孩子，你想些什么呀!”卓一航抬起了头，呐呐说道“练姐姐，我何尝不想得一知己，结庐名山，只是，只是……”玉罗刹道： “只是什么?”卓一航心中一酸，半晌说道： “还是过几年再说吧!”玉罗刹好生失望，随手摘下一朵山谷上的野花。默然无语，卓一航搭讪道： “这花真美，嗯，我说错啦，姐姐，你比这花还美!”玉罗刹凄然一笑，把花掷下山谷，道： “这花虽然好看，但春光一去，花便飘零，不过好花谢了，明年还可重开；人呢，过了几年，再过几年，又过几年，那时白发满头，多美也要变成丑怪了!”卓一航心神动荡，知她此言正是为自己所说的“再等几年”而发，想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两句话，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恰如贾宝玉想到众姐妹终究要离散、要嫁人，而感到时光的无情，人世的无奈一样，美好的情怀一旦与时间一起流转，便愈加令人感怀。青春无法被等待，情爱无法被密封。

梁羽生的悲情仍是中国式的，是古典的。他写出了作为悲剧导因的情，也写出了作为悲剧结果的情。

只是他还欠缺火候，蜻蜒点水般的，涉猎了种种情的形态，却未能深陷其中，从而让我们一嚼其中深藏着的滋味。

还是那名老话：

问世间，情为何物？

神死恸瞑

好像不止这些吧?这书我有,2000年买的,花了我30多元呢.

独孤求友

嗯!看过了.

药师丹枫

其他参见本版面和梁羽生家园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