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在研究学术时，曾提倡过一种名为“经史合参”的方法，即把经书与史料互为佐证，进行全方面的理解。这个方法当然也可用于武侠小说的研究之中。就武侠小说而言，“经”是作品本身，“史”则指作品的有关材料，包括作者生平、创作时的背景环境，以及作者的其他相关文字等等。在武侠小说家中，梁羽生是尤其喜爱撰写各类文字的，他的作品以武侠小说为主，其次是联语，再次就是散文随笔。但即便是相对较少的散文随笔，也堪称“浩如烟海”，散见于港台与海外各地的报刊上。这些随笔绝大部分都是谈论文坛掌故，但也有一小部分涉及到了自身的武侠小说，所以更显珍贵。而这有限的几篇，又几乎全是集中在早期的“三剑楼随笔”专栏中。因此，若要全面理解梁羽生创作初期的情境，则“三剑楼随笔”无疑便是一份极其重要的资料。
“随笔”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可长可短，可以记事，也可以写人。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写来，不限内容也不拘形式，因此是最容易记录作者心境的文字。有些地方作者写来或许毫不经意，但在研究者却是至关重要的资料。这就使得“三剑楼随笔”的意义，远不止于一般随笔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其更加突出的价值乃是史料价值。在不经意间，“三剑楼随笔”记录了许多与武侠小说有关的细节，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推理依据。例如梁羽生《香港翻版书之怪现象》一文，就记录了几种“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的早期版本，无论对版本收藏还是对版本研究，都很有助益。当然被引用最多的，还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大公园”版面所刊登的那则预告。并且也曾有学者在无法查阅报纸原件的前提下，以这则预告立论，试图解答《塞外奇侠传》的发表时间等等问题。这些现象均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三剑楼随笔”对梁羽生研究乃至对整个“新派”武侠小说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至于那位试图通过推理来解答《塞外奇侠传》发表时间的学者，是为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马幼垣先生。他另一个头衔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在海军史领域造诣很深。马教授曾在一九九八年时，写过一篇《从“三剑楼随笔”看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在他之前，专门做“三剑楼随笔”文章的，似乎只有一位陈永康先生的《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一九九七年十月三日至十一日间，发表在香港《东方日报》副刊。其依据版本与马教授一样，都是《大公报》原文。马教授还在此基础上，另外增添了香港文宗出版社的版本。他们都未使用内地或台湾版本，当然实际上也没必要。不过，陈先生的文章因是登在报纸副刊，比较罕见；马教授的长论则流传甚广。可能因为身份上是金庸表弟的缘故，马教授在行文中颇多捧金抑梁，在谈到梁羽生时，经常习惯性的使用一些较具讽刺意味的词语，如第五节文字“西方电影和小说的影响”中，即认为：“梁羽生点明《牛虻》和《七剑下天山》的关系也不止这一次。差不多十年后，他在那篇故弄玄虚，托名自褒，暗贬金庸，在武侠小说研究史上成为异品的文章里仍乐书不倦。”如果马教授这篇文章在用词上曾几经斟酌，那么他在此特意用上“乐书不倦”这四个字，就显然是对梁羽生那种主动解释自己作品的行为表示反感了。一般说来，倘若作者能有这样“现身说法”的记录，研究者应给予足够重视才对。若依着马教授的意思，则梁羽生对于《七剑下天山》的创作构思，大约是应该闭口不言，留下来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调查研究才好。既然马教授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中文系任职，那么对文学史想必也有他自己的心得。像他这种敢于公开贬低作者的亲笔叙述、宁可自己摸着石头探索过河的做法，虽然背后理论令人很难捉摸，但行为中蕴含的勇气，却多少总还教人钦佩。
马教授抱着这种心态来研究梁羽生，最终能收获些什么样的成果，已经不难想像；但更加教人大跌眼镜的，则是他在那篇文章末尾的“注释”中，竟然可以借着一个连他自己都没能搞清的问题，来讽刺某些内地学者的无知。这个问题就是上文提到的《塞外奇侠传》的详细撰写时间。马教授似是有意把那第四条注释写得很长，并且特地逐一点名，认为：“《塞外奇侠传》的详细撰期，待找到《周末报》原物始能确实。……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１９２，说是‘约１９５７－１９５８之交’刊于《周末报》的。罗书另有书名易导人误以为别为一书之繁体字台湾重排本：《梁羽生小说艺术世界》（台北：知书房出版社，１９９７）。按此说，《塞外奇侠传》撰写时，《三剑楼随笔》系列早已结束了。另外，《大公报》‘大公园’版的编辑在推介《三剑楼随笔》时也没有提《塞外奇侠传》。这和罗说合起来看，就似证明《塞外奇侠传》是后出之作。事实却不然。《塞外奇侠传》和《七剑下天山》的故事是前后相连的。怎会先写后集，然后才补撰前集？因此，梁羽生在写《三剑楼随笔》前所撰小说应包括《塞外奇侠传》。这样说来，难道罗立群根本没有看过《塞外奇侠传》？糊涂之例，还有一个。韩云波，《侠林玄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页１６７－１６８，说《草莽龙蛇传》和《塞外奇侠传》之间，还有一本《白发魔女传》。把梁羽生的第六本小说（《新晚报》〈天方夜谭〉版，１９５７年８月５日－１９５８年９月８日）算是他的第三本小说，还把《塞外奇侠传》和《草莽龙蛇传》的次序颠倒过来，掌握信息差劲的程度可以想见。”
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疏，梁羽生确实是如马教授所不能置信的“先写后集，然后才补撰前集”。稍微对梁羽生小说创作顺序有点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梁羽生是有给佳作补写前集的习惯的。我们不妨套用马教授对罗立群先生的质疑，反过来也问他一句：“这样说来，难道马教授根本没有看过《七剑下天山》和《白发魔女传》？”然而无论马教授的答案如何，后文中所谓“掌握信息差劲的程度可以想见”之类批评，只恐怕几位都是彼此彼此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知书房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推出的罗立群作品，仍名“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不知马教授文中所言有何凭据。
关于“三剑楼随笔”的缘起，目前影响较大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三剑客”内部突发奇想，持这种观点者一般也都认为是百剑堂主首倡；另一种则依据百剑堂主的记载，认为是报社内一个编副刊的朋友约请三人执笔，但是鉴于百剑堂主曾有给梁羽生伪造师兄“中宵看剑楼主”的历史，他的记载恐怕也不尽可靠。（有趣的是，当时的“新派”作者们，似乎都很喜欢给自己编织故事，籍此来增添神秘感。虽然这些故事往往相互矛盾。）不过“三剑楼随笔”的编者预告中，毕竟是出现了“约得”的字样，因此似乎还应以第二种说法为妥。在此也仿效前贤，引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对“三剑楼随笔”的预告于下：
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预告刊出的次日，即有百剑堂主《“正传”之前的“闲话”》面世，是为“三剑楼随笔”开篇。百剑堂主自言：“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照，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枝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专栏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大公报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枝拙笔，能替它略效微劳罢了。”此后三人轮流执笔，虽偶有断稿，但基本上是保持“百、金、梁”的顺序（一九五七年初金庸有次断稿，由于之前是百剑堂主的文章，便由梁羽生顶上，此后顺序调整为“百、梁、金”）。至转年一月三十日，百剑堂主发表《歇歇手 加加油 “三剑楼随笔”跋》宣布暂停这个专栏为止，也没有连续两天由同一人执笔的情况出现。
关于“三剑楼随笔”的得文数量，一般统计都认为是八十四篇，因为最后的“跋”总予人应景之感，所以通常不计在内。但按这个想法，百剑堂主的第一篇“闲话”似也不宜算入。双重标准，不提也罢。总之“三剑楼随笔”专栏里，共出现过八十五篇文字，并且除了首尾两篇外，余下的都是范畴很广，涉及许多领域，既有文坛轶事与世界时事，又有琴棋书画和影剧歌舞，更有对自己所作武侠小说的诠释。
一九七七年，梁羽生在接受尤今采访时曾指出：“写武侠小说所牵涉到的范围是很广泛的。”除了具备良好的历史修养外，还要有地理的知识、文学的修养以及对宗教的认识，全都缺一不可。这些要求反映在“三剑楼随笔”中，就是《辩才无碍说玄奘》、《读苏联的小说》等一系列文章。但从整体看来，“三剑楼随笔”终归是文章零散，没有固定的围绕中心。在梁羽生所写二十八篇文章，既谈到了自己在创作中的一些灵感来源，也谈到了自己当时的读书取向，此外对东西文化和数学问题也有涉及，甚至包括了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介绍，但数量最多的还是谈论下棋。这大概是由于他当时正不时为《新晚报》撰写期评，心有所系之故。
虽然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对自己的武侠小说谈的不多，但他当时对武侠小说创作的所持心态，却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梁羽生发表《一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这是他为“三剑楼随笔”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因此其结尾其实也就是“三剑楼随笔”中梁羽生部分的最终结尾。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在西方，“武侠小说”是以“骑士小说”的形式出现的，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锄强扶弱。不同处是西方“骑士”的称号，要由王公钦赐，而中国“侠客”却是民间尊敬的称号；西方骑士效忠君主，为拥护基督教而作战，中国的侠客却常常是笑傲公卿、行侠仗义的人物。“骑士文学”是欧洲封建制度全盛时代的产物，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欧洲的商业资本兴起，封建制度逐渐没落，“骑士”的英雄事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骑士文学”也大不如前，但社会上仍存有大量的“骑士小说迷”，沉醉于前代骑士们英雄浪漫的故事里。塞万提斯在这部小说里，把欧洲的“武侠小说”迷们挖苦透了，被弗里奇评为“以嘲笑来埋葬了骑士的世界和骑士的文学”。
在谈论《唐·吉诃德》后，梁羽生写了句颇为奇怪的话，作为结尾：“说老实话，我自己虽然写武侠小说，但却不希望武侠小说一直流行下去，所以我也很欣赏这部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这句话不论是放在当年来看，还是结合梁羽生整个创作历程来看，似乎都是另有含义的。如果他的这种带有“急流勇退”的想法，是出现于《草莽龙蛇传》的写作期间，那倒还可理解。因为他在写完《草莽龙蛇传》后，确实是休息了很长的时间。可是自《七剑下天山》以降，我们却只能看到他一部接一部的推出新作；到封笔为止，所有香港报纸都未刊载梁羽生小说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三十六天，其中最长的一次是《江湖三女侠》与《萍踪侠影录》的间隔，却也仅仅二十一天而已。何况他在《七剑下天山》的写作过程中，也是不断求新求变，希望能把“新派”发扬光大的。把这样积极探索的创作态度，与相同时期“不希望武侠小说一直流行下去”的公开言论放在一起，岂非便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就触及到一个解读梁羽生言行的关键问题：梁羽生发表在左派报纸上的文字，究竟是不是全部发自肺腑，有没有违心之论？在左派报纸工作了一辈子的梁羽生，他自己对于左派的看法又是如何？
上述问题当然都是很难回答的，至少可供参考的材料都是后出。例如梁羽生在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回忆罗孚邀请自己动笔创作武侠小说时所说“我从未见过******员这般开明”，就很难分辨这究竟是他晚年的感受，还是他当年就业已形成的观点。然而前文中也曾谈到，或许梁羽生是不大愿意写“左派”的武侠小说的，并且直到“三剑楼随笔”时期，“新派”武侠小说仍然只发表在左派报纸上，因此当时的“新派”武侠小说，其实是可以等同于“左派”武侠小说的。梁羽生“不希望武侠小说一直流行下去”或许仅仅是指“左派”的武侠小说而已，并且根据他日后的作品如《白发魔女传》看来，他显然也是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能够尽量摆脱“左派”的束缚的，只是成果并不乐观。
这些心态对应到梁羽生小说的创作历程中，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实：他在刚刚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第一个十年间，人物形象往往会对命运有强烈的反抗，典型代表如练霓裳；而在第二个十年，因为政治影响的干扰，他不得不开始变得“随波逐流”，这种情绪流露于小说里，就是以武林天骄檀羽冲为代表的一系列形象，虽然也曾做出一定的反抗，却终究无法打破命运（血统）带来的影响，梁羽生给金世遗的儿子起名“逐流”，不知是否也蕴含有这层意思在内；至于最后十年，则是梁羽生极其消沉的十年，以年龄而论，他应该已经开始了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可反思的最终结果却是笔下人物逐步承认并接受命运的安排，被命运所左右，不仅云紫萝与陈石星如此，耿玉京、东方亮同样也是一般，虽然这时他的作品中的“左派”痕迹已经趋近于无，但小说却仍然只发表在“左派”报纸上。甚至也只有“左派”才肯接纳他的作品，相反金庸的作品则早已顺利进入台湾。“左派”二字是梁羽生小说最为沉重的烙印，或许早在他执笔《龙虎斗京华》时，就已经对日后的局面有所预料，“左派”的束缚始终笼罩在他的作品表面。他对待“左派”的态度，就好像他笔下的人物对待命运一样，先是进行反抗，试着逐步消减其影响；继而反抗不果，便只能屈从着为“左派”摇旗助威，最终陷入深沉的疲倦，不知何去何从。
举这样一个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三剑楼随笔”有很多细节，都是值得研究者关注与发掘的。但自从其面世之后，人们更多的却把讨论集中于百剑堂主的身份上，至少几位梁羽生传与金庸传的作者都是如此，他们用来介绍百剑堂主的篇幅，远远大过了揭示“三剑楼随笔”对作家本人所具意义的篇幅，实在颇有喧宾夺主之嫌。其实百剑堂主的身份，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当年《大公报》编辑部的主任陈凡，即梁羽生与金庸的顶头上司。陈凡的古典文学造诣很高，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中有篇文章专门介绍他的旧诗，可谓推崇备至。钱钟书还曾应邀为他的《出峡诗画册》题写七绝一首，末两句为：“豪端风虎云龙气，空外霜钟月笛音。”其中“风虎云龙”四字指的显然便是《风虎云龙传》，这部小说连载于《新晚报》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至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继金庸《书剑恩仇录》而来，影响力却是甚微。虽然当年也曾有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结集付梓的四册单行本，但似乎流传不广，也始终没有再版。他本人对此更是意兴阑珊，没有继续从事武侠小说的创作，全身心投入到香港左派报纸的政论与社评中。
大概正是由于百剑堂主唯一的武侠小说影响甚微之故，研究者通常只在谈到“三剑楼随笔”时才会提及这个笔名，对其身份则往往避而不谈，甚至很少有人敢断定百剑堂主就是陈凡。直到一九九七年九月陈凡在香港逝世后，梁羽生在《大公报》的悼诗开篇即说“三剑楼见证平生”，又另有编辑注明“‘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其身份才最终确定下来。
如今时过境迁，我们知道了百剑堂主的真实身份，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三剑楼随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虽然百剑堂主动笔最晚（从《风虎云龙传》面世至“三剑楼随笔”开始，中间不过四十余天），但“三剑楼随笔”的首末两篇却均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无论连载时还是出版单行本时的“三剑楼随笔”五字标题亦出自其手。显然三人当年都是同意以百剑堂主居首的，因为他年纪最大，在报社的地位也高。这次合作大概令陈凡颇为兴奋，在“三剑楼随笔”的最后一期《歇歇手 加加油 “三剑楼随笔”跋》中，他写道：“不写文章的人有时会羡慕写文章的人，但写文章的人却羡慕只读书而不写文章的人。试想，一室灯温，一卷在手，不较写痛手指头更有味道？我们之所以歇一歇，最大的理由也就是想腾出一点时间，多读点书，然后再来。……此文见报时，已是丙申年的除夕。我们暂时搁了‘剑’，也想喝两杯辞岁酒，看看花市的热闹，然后守候丁酉岁的来临，若有可能，就再做一个好梦。”显然从百剑堂主的角度看来，这个专栏只是因为三人决定在过年时休息一下，才暂告结束。而且当时似乎是计划要有“续集”的，否则他也不会说“然后再来”与“暂时搁‘剑’”之类的话，只是日后因故未能实现罢了。陈凡对此大约也很遗憾，因此在一九六零年间再度启用“百剑堂主”之名，通过香港友侨公司出了本《百剑堂杂笔》，但内容上则是与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难怪陈凡对这次合作念念不忘，因为“三剑楼随笔”在当时的影响确实很大，甚至连南洋与内地的报纸都曾进行转载，而且速度很快，有的甚至可称得上是同步转载。还以梁羽生为例，在“三剑楼随笔”中，他谈棋的文章不少，但大多是关于象棋的，谈围棋的只有一篇《围棋圣手吴清源》，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陈凡在“跋”中提到梁羽生有篇谈围棋的随笔被上海《新民报》晚刊转载，并且还给了二十一元人民币作为稿费，所指当是此文。另外，在刊载期间，几位作者也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的是对他们所写的东西提出补充，也有些则是提出不同意见。他们接到后又兴奋又感谢，为了把大家的意见都拿出来商讨，便将这些来信都介绍给报纸的编者，选了一些发表出来。后来在“三剑楼随笔”结集出版时，他们还特意将高唐《乌头马角终相救》、知今《吴汉槎案始末》、何鲁荫《棋坛掌故二三事》这三篇文章收作附录，以补自身之不足。
这里还要顺便谈一下“三剑楼随笔”的版本问题。其第一个版本是一九五七年五月，香港文宗出版社的《三剑楼随笔》，书名即专栏原名，封面由百剑堂主题字。此后另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的版本、一九八八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的影印版，以及一九九七年内地学林出版社的版本，这三个版本都是依据文宗出版社的版本整理的，因此内容上并无出入，都是以文宗出版社版本为母本的兄弟版本。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百剑堂主在为“三剑楼随笔”所写的“跋”中，提到“我们这三个多月来所写的东西，正交由一家出版社排印中”，从时间上看来，这里的出版社毫无疑问只能是文宗出版社。然而文宗出版社的《三剑楼随笔》，却并不符合百剑堂主随之而来的叙述。
百剑堂主在专栏中的原文为：“其中只百剑堂主在结集时删去了两篇，一篇是《取销例假说乌龙》，另一篇是《裁笺倍忆寄书人》，前一篇的取销，是因为后来北京的初萌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条‘乌龙’并非‘乌龙’，故事实上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另一篇因为是解答读者就‘随笔’而提出的问题的，现在为了方便读者，把它拆了开来，分别作为‘附录’，排在有关各篇之后，所以是化整为零了。”根据原文看来，则文宗出版社的版本与专栏相较，应该只少百剑堂主的两篇才是，但实则不然，不但少了百剑堂主自己删去的一篇，他计划“化整为零”的那篇也消失无踪，根本没有被作为“附录”，甚至在此基础上，又额外删掉了百剑堂主的五篇和梁羽生的一篇。
这里又要翻过来再提到马幼垣教授那篇《从“三剑楼随笔”看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了，从版本的角度而言，这实在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马教授在文末多达四十三条注释中，但凡是引用“三剑楼随笔”的文章时，都附有一个时间与一个页数，前者为在《大公报》专栏发表的日期，后者为对应文宗出版社单行本的页数。马教授既然能写明这样两种数据，那么他应该是在持有文宗出版社《三剑楼随笔》的基础上，也查考了《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专栏。可是他在论文第一节“《三剑楼随笔》的出版背景和研究状况”中，却进行了这样的叙述：“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的单行本很快便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在１９５７年５月刊印出来。书籍和报刊性质不同，单行本和见于副刊者确有小别：篇目次序有小异、百剑堂主删去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若干读者来函收为附录、标题偶有改动、各篇之末易手书签名为‘百’、‘羽’、‘庸’字样。”
姑且不论百剑堂主在“跋”中自承删去者究竟该算一篇还是两篇，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马教授既然同时见到了单行本与专栏原文，那么他必定也该知道百剑堂主删去的远远不止是一篇文章而已！他对文宗出版社《三剑楼随笔》的描述，所谓“百剑堂主删去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云云，是绝不符合该版本的现实情况的。除非他没有对这两个版本做任何对比。可是他若果然没有核对，又怎能知道“篇目次序有小异”这样的细微差别？这当然是令人极端费解的，至少说马教授能看出文章中的细小差别，却看不出整体上一望即知的不同，好像不太可能。然则马教授自己也说：“一般研究者因难有检阅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的机会，而出版已四十多年的单行本又同样罕见。”那么他既然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版本，又为何置其显著差别于不顾，连最基础的版本叙述都大错特错呢？
上面的问题如果继续追问，恐怕就要触及到马教授并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了。考虑到他在自己这篇论文中，毕竟是颇多自诩，大有一副寰宇独尊的得意架势，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形象，我们似也不应对他那些“神来之笔”太过苛求。关于他的闲话也不妨就此打住。言归正传，文宗出版社的版本，总共少了八篇文章，包括梁羽生的《剩挥热泪哭萧红》与百剑堂主的《鲁迅与副刊》、《忽见风云读此书——纳塞尔的革命哲学》、《风雷巨笔话“南乔”》、《取销例假述乌龙》、《陆铿其人》、《马坚先生谈猪》、《裁笺倍忆寄书人》，而且在删掉这些文章后，还对目录的编排次序有所调整，少数几篇文章的标题亦略见改动。原本一月三十号时只说百剑堂主删掉一篇、拆散一篇，突然在五月正式出版时变成不但百剑堂主删去七篇，还捎上梁羽生一篇，改动未免过快过巨。至于“跋”中对为何删掉百剑堂主两篇文章的解释，也被改成“其中只百剑堂主在结集时删去了几篇”，不但删除的原因没有解释，还错误的用了一个“只”字，予人一种梁羽生没有文章被删的印象。
上述事实固然耐人寻味，不过那八篇文章的删除，却也并非全无章法可循。按照保留下来的七十七篇文章看来，内中大致是能够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的：历史杂谈、书话棋评、电影歌舞、西方文学，以及关于自身武侠作品的漫笔，再加上金庸与梁羽生各有一篇谈数学的文章，共有六类。百剑堂主被删掉的七篇文章，有的确实很难归入其中任何一类，而若单独自成一类，则联系又太牵强，因此便统统删去，以求整体风格上与体例上的统一。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另外也有几篇文章，如梁羽生的《剩挥热泪哭萧红》，是属于水平确实不高，而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跑题情况的，因而也在删除之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百剑堂主的随笔莫说现在，连当时也曾有读者认为是充数之作，趣味性逊色金梁二人很多，例如之前提到的写《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的陈永康先生，就认为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的文章，是只知左抄右凑的搜集资料，而并无个人的观点的。所以删去一些，也算精简。至于最后一个原因，则是百剑堂主既然年长金梁二人十岁左右，那么他以老大哥的身份删掉自己一些作品，以此来主要突出两个年轻人的文章，未必全无可能。嗣后他以“百剑堂主”之名出版《百剑堂杂笔》，大概也是为了要弥补《三剑楼随笔》中所留下的种种遗憾，亦属难言。
摘自《梁羽生评传·第九回》 ［此帖子已被 私家侦探 在 2008-1-9 21:48:47 编辑过］ | 
雷达卡
发表于 2007-11-22 22:48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